零點院線：我的1979

在中國蘇北的一個城市裡，人到中年的大剛戲稱自己是個“三無人員”（無錢、無房子、無工作）。他離婚後與患有精神病的母親擠在狹小的房子裡，靠著在朋友那兒混吃混喝和母親的一點微薄退休津過活。上午他是廣告公司的業務員，下午又道貌岸然出現在地下舞廳裡尋找雙重安慰，打發百無聊賴的時光，這就是四十歲的下崗工人大剛的生活寫照。大剛和他的朋友們每天都在演繹著這些百無聊賴的齷齪“趣事”，而面對這社會轉型期造成的巨大壓力和落差， 一無所有的他已經不再有痛苦，只能用一種拒絕思考的方式的來抗爭這社會的巨大變化對他的影響：活著一分鐘，快樂六十秒！這就是他的人生哲學。

中國大陸的同志族群中，大多數人都還藏在櫃子裡，壓抑內心。他們遭受著來自朋友、家庭、社會……各方面的壓力，讓櫃門緊鎖，無法面對自己的內心。該影片採訪了十幾位出櫃同志，他們有的經歷過歧視、壓制甚至暴力，但也有感動、成長和理解。這其中更有同志媽媽吳幼堅，堅定的站在同志孩子的身邊。影片真情實感地展現出被忽視的一個群體，然而不論櫃子內外，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 而其努力終究是有意義的。出櫃潮流來了！今天你出櫃了嗎？

1976年7 月28日是唐山人無法忘記的一天，數十萬親人的生命結束了，數十萬的倖存者因為那一天的唐山大地震改變了一生！那些與唐山大地震有關的官員、專家以及工作者們，他們都不應忘記，因為歷史將永遠記住這個黃昏！1976的唐山大地震留給世人的疑問太多，地震前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和北京的地震專家都曾發出過臨震警告！但最終卻以超過24萬人的生命被掩埋為代價，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大悲劇。這到底是為什麼？面對慘絕人寰的大地震，人類一次又一次的重複著悲劇的發生。僅是金錢與淚水捐給不幸者，那是人類的悲哀，這個民族必須鼓起勇氣面對本民族的弱點，才能有希望。影片《掩埋》通過採訪事件當事者，以倒計時的方式詳細再現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預測和漏報經過，以及因當時政府對地震漏報的漠視態度而導致2008年汶川地震悲劇的重演。在目前露臉的地震題材紀錄片中，它是第一部探尋地震預報問題的作品。

影片講述在台灣的一批社會運動者，從日據時期以降，如何承襲著抗日的思想，到白色恐怖時期的故事。這一批用生命與鮮血護衛理想的五十年代的台灣左翼青年，在他們所熱愛的這篇土地上，譜寫令人動容的故事。然而這樣一群人，卻被歷史與政治徹底抹除痕跡，在資料缺乏、人物凋零的現實狀況下，導演另闢蹊徑，以獨特的戲劇手法，混合真實人物鏗鏘有力的生命證言，在荒地上重新書寫一遍歷史。本片以聶魯達詩意的語言，刻畫台灣農民的思想啟蒙，流離兩岸的愛情與親情的纏綿，漂泊天涯的壯烈革命紀事！這是一部台灣人不能不看的史詩。

《白銀》講述在外四年漂泊的導演一次也沒有回家，而他偏遠的家鄉連電話通訊都需要爬到最高的山頂。母親每次與他的通話裡都包含著死訊，漸漸地他意識到自己父母年齡的增長，思考有關人生老病死的問題，藉此他回到家鄉……時隔四年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家鄉，他不僅發現一代又一代村裡人對神秘力量的敬畏所流傳下的祭祀儀式，無意識的殘忍殺戮，仿佛咒語印刻在村裡人的靈魂。政治與人們的關係演變成村民口中農村戶口、農民現實利益的討論，他們按照往常的生活軌跡活著，影片通過對日常生活片段的剪影，思考生命主體性與社會生態的關聯。

張秉愛是一個住在三峽庫區的普通的農婦。20多年前，由父母做主從高山上嫁到了生活相對富裕的江邊。但是丈夫有病，秉愛不得不一個人承擔了全部的生活重擔。日子雖苦，但秉愛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因為兒子是村裡唯一考上了縣重點高中的孩子。 導演從女性的社會視角解讀中國傳統女人，張秉愛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勇敢民對生活，面對生活的壓力不屈不撓，這就是秉愛。為了“一代人的夢”，三峽工程不得不上馬。如果真的有千萬人因此額手稱慶，大抵起碼有一個人不同意，她就是張秉愛。 政府要村民遷戶，大壩截流。這位肩負全家生活重擔的農婦，守著釘子屋，因沒有分得該有的土地，誓不低頭。導演馮豔隨著她下田幹活，與迫遷的幹部周旋，逐漸，紀錄片不再止於紀錄片；時光流轉，生活節律的實感徹底進入觀眾的呼吸。

曆百程（化名）孤獨半生，40多歲的時候碰到石珍珠——她因為殘障，在老家倍受虐待，兩人從此開始一起生活。他們住在北方某個城鄉結合地帶，曆百程以替人算命維生，來找他算命的主顧常常是妓女，她們都各懷心事。 因為冬天太冷，又碰上掃黃打非，老兩口回到老家青龍。在那裡，他們去過石珍珠的娘家，又回到曆百程的老宅。春天的時候，他們重新上路，趕赴廟會，等待時來運轉…… 《算命》以長卷的篇幅，中國傳統小說章回體的形式進行。《算命》的場景隨人物轉徙，在不同的地域空間提供的社會背景中，從身世複雜的性工作者唐小雁，到曆百程和程珍珠的生活經歷，讓人看到小人物微不足道，顛沛流離的人生以及其中的人情世故。 然而就算是草根階級，他們也有很強的表達欲望。《算命》對殘障和社會邊緣人物的呈現，從不同角度試圖洞徹人性充滿了道德挑戰的味道。

唐小雁的江湖、石珍珠的笑、厲百程的扯和樂觀，這都是中國底層最艱難最萬劫的人生。《算命》以長卷的篇幅，中國傳統小說章回體的形式進行。《算命》的場景隨人物轉徙，在不同的地域空間提供的社會背景中，從身世複雜的性工作者唐小雁，到曆百程和程珍珠的人生經歷，讓人看到小人物微不足道，顛沛流離的人生以及其中的人情世故。 導演真實而深入地關注的底層生活，揭示社會層面中 “被失聲”的群體，然而就算是草根階級，他們也有很強的表達欲望。《算命》對殘障和社會邊緣人物的呈現，從不同角度試圖洞徹人性充滿了道德挑戰的味道。

秦永健是中央美院的人體模特，因為身體素質和敬業精神，他贏得美院“第一男模”的稱號。其實秦永健的理想是做一個演員，只是入門無道，經朋友點撥，便進入了模特行業，因為他更願意展示身體的美，所以每當有人在畫他，塑他，拍他的時候，他就已經進入一個演員的角色了，並在這“神聖的事業” 中獲得心裡慰藉。 但現實的生活不是戲，他還要為生計奔波，轉戰於各種戰場，並為了自身的權益，逐漸學會了討價還價。秦勇健通過身體對藝術的追求，滿足不了生活對他的要求，他對女兒的愛卻彌補不了女兒跟他之間的距離，作爲社會中孤獨的個體，北漂的生活無非爲夢想而已。他需要各種情感的訴諸，然而社會是現實的，現實的只能讓他做出選擇，有選擇就會有痛苦，有痛苦的選擇，他的生活才是精彩的。 這個城市漸漸靜歇，五光十色的霓紅燈把窮的，富的，醉生夢死的，辛勤奔勞的人們引進了或苦或甜的境地，讓他們虛無中的至衰和極樂,憧憬與駭異，然而這也是塵世的繼續與誇張而已，人難得的就是堅持夢想。

鮮爲人知的湖南綏寧縣是一個普通却充滿魔幻的地方。作爲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出的火箭殘骸的規劃落區，從1990年始至今近20年間，先後數十次迎接了從天而降的火箭殘骸。這種神秘而危險的「天外來客」打破了落點轄區內16萬當地人貧窮而平靜的生活。 2008年是中國的「奧運年」和「航天年」，在光鮮的「盛世」背面，綏寧人們不得不再次承受從天而降的宿命。 本片試圖以魔幻而現實的火箭殘骸落區綏寧爲縮影，來勾勒出籠罩在强大的國家意志下的家園圖景和生活面貌，並引起人們對我們的生存家園和現實處境的憂思。 片名的「天降」一詞在這裡不單指那些從天而降的殘骸，也指命運，一種不僅囿於此處斯民，而同樣延伸至其他人頭上的普遍性的「天命」。 「天」不單是指物理意義上的天空，也是國家意志的代稱。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2008年，也許片中呈現出的偏居一隅而鮮爲人知的綏寧，比光鮮的奧運會和「神舟七號」離真實的中國社會更近。

《再見烏托邦》紀錄片由三條線索組成，對中國搖滾十年做了一次大回顧。第一條線索由尋找小珂引出，這個曾經是“做夢”樂隊吉他手的漂亮男孩吳珂，曾在1990年北京轟動一時。可驚世駭俗的他，卻在1996年神秘消失了。 第二條線索是有關“魔岩三傑”的前世今生。這三位在大陸搖滾樂壇中舉足輕重的樂手，創造出了一個理想年代。 第三條線索則是跟拍在錄音棚打工的男孩小暢。當大家跟隨鏡頭來到他的山東老家時，一群農村青年齊聲高唱Beyond的《真的愛你》。 盛志民導演以搖滾樂迷的率性，通過紀錄片的方式回看中國的搖滾時代，由一無所有，到冷暖自知，到黑色夢中。 大陸的第一代搖滾樂手創造出如流星閃耀的理想年代，旋即遇上MP3和商業主義大環境，第一代隨即成為被背棄的一代。但崔健、竇唯、何勇、張楚這群孤獨的人一點也不可恥，經歷了理想破滅，過來人道出時代的精神狀貌，他們如今還是不折不扣完整的音樂家。

龔鳳海出生於1949年，文革時期成為一名下放到延安地區的北京知青。他在黃陵縣孤身一人呆了四十年，無兒無女。龔鳳海始終認為毛主席領導時期是新中國最美好的時代，而對當今中國社會的種種不公平現象感到憤怒。 到2009年4月，正好六十歲的龔鳳海就要退休了。他聽說北京對退休返京的孤寡老人給予廉租房政策優惠，於是打算在春節期間回一趟北京，到他的兄弟姐妹家看看，順便瞭解一下申請廉租房的手續。 2009年2月5日，龔鳳海踏上了西安開往北京的火車，那個熟悉而又陌生故鄉……40年對於一個人來說就是大半生，有些人用了大半生的時間實踐一個偉大而又美麗的政治謊言。這場前所未有的政治人口大遷徙，那些知青即將淹沒于歷史的塵埃之下，導演記錄他們僅僅是對這段脆弱的歷史做一個堅強的交代。或者也是對這群偉大的人們做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致敬。

敖魯古雅在內蒙古自治區根河市，這裡的居民屬於鄂溫克族雅庫特部落。部落的百姓世代以打獵和飼養馴鹿為生，以自己的傳統生活方式生活。2003年由於政策原因，他們走出了大山，搬進政府所建的定居點，禁獵也隨之而來。但是一些人無法適應山下生活而回歸自己的生活方式之中。柳霞就是這樣一名使鹿鄂溫克婦女。上世紀90年代，柳霞的丈夫酗酒墜崖。她開始極度酗酒，每天醉醺醺的，被認為不適合撫養孩子，兒子被送到內地讀書。她的生活基本上是由著自己的性子來，同時她還是一個紮根于大自然的詩人，隨口都能朗誦出動人的詩篇——“太陽是我母親，月亮是我父親，星星是我兒子，天上都是我的。我能看到什麼，鹿，馴鹿。我還能看到什麼，雪，下雪……”。片中還有幾個特別可愛的人，他們的每個動作每句話都讓人回味。導演不同于其他紀錄片將落後族群視為 “我們”的過去，考察落後地區的生活，成為觀察 “我們”的一種手段。這部影片充滿對現實、自然的思考與關懷。進步也許可以給人們更美好的幸福，但是有關鄂溫克人經歷的這種變遷的痛苦，也讓我們看到，這也許這是社會進程中無法克服的宿命吧。

2002年，韓培印的兒子勝利考上了西安一所大學，從農村來到城市。為了讓勝利上學，老韓變賣了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到西安打工，為兒子解決大學的生活費和來年的學費。做了一輩子農民的老韓堅信知識會改變命運，他樂觀地盼望著，兒子將來一定會有出息。然而來城裡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工作也就越來越難找，每月400元收入基本沒法保障，可兒子勝利每年需要9000元的學費。老韓住的地方，一塊錢一晚，沒有枕頭，每天枕著磚頭入睡。老韓有一個本子，隨身裝了好幾年，裡面記滿了三年來十元、二十元的借款記錄，以及他對兒子勝利的期望：“我兒勝利要在2013前後，也就是父親的60歲前後，咱們全家到北京好好的玩幾天，那時候咱們大家都很有錢……。另一方面，兒子勝利則每天都在想下課之後可以吃什麼，同時盯著同學手中的礦泉水瓶，考慮是否可以拿來賣錢。勝利面臨畢業，性格內向的他面對強大的就業壓力，感覺這個城市越來越遠，上過大學的他很可能賺得比父親還要少。導演李軍虎，通過影片再現一位典型的“中國式父親”。

厚街又名後街，是珠江口的一個小鎮，距離省會廣州 45公里，香港80公里。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來自臺灣、香港的資本和中國內地的大量廉價勞動力使它從農業小鎮迅速發展為一個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城鎮。工廠裡的工人是進城打工的農民，他們從中國內地最貧困地區來到廣東的厚街鎮。工廠附近的出租屋是農民們進入城市的第一個落腳點，也是他們遠離故鄉後在千里之處建起的另一個家。本片真實記錄了這些在厚街打工農民鮮為人知的生活狀況，它們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 紀錄片《厚街》作者周浩以極大的耐性深入到東莞市厚街鎮三屯村一間公共出租屋之中，記錄了在911事件後厚街鎮大量工廠倒閉的背景下，一群外來民工的生活狀況，被譽為 “罕見的真實反映中國農民工生存現狀的力作”。

《高三》聚焦中國福建省山區小縣城一所普通中學裡的年輕學子們瑣碎、重複和瘋狂的高三生活。高三的生活作為獨白、貫穿始終的失去童真的學生日記，將隱藏在學子們機械近乎麻木的學習生活背後的巨大壓力爆發出來。而父母的期望則是：“只要她喜歡的工作，我都支援她，如果錢不夠，可以把房子賣掉，只要她願意，當媽媽的願意付出一切。”善良嚴厲的班主任，緊張刻苦的尖子生，逃避生活的“差生”，執著愛情的“早戀生”，學生父母對子女的期望與付出……每個親歷高三的人都有各自的感悟和超越高三的期望。影片的紀錄真實、直白，透過高三生活的紀錄，讓人感到的不僅僅是為理想執著拼搏的浪漫，更有一種如鯁在喉的悲哀。

中國西北的甘肅省古浪縣黃羊川鎮，乾旱少雨，自然條件惡劣。 當地有一位受人尊敬的鄉村醫生馬秉成，由於醫術高超，他狹小的私人診所裡，每天都有很多前來求醫的普通農民。 病人們在等待看病或抓藥時，時常談起各種各樣的事情。春天種完田準備外出打工的人們，臨走前到診所來看病抓藥，有年輕人，甚至還有老太太。幾名婦女談論起一個在外打工失蹤十年的人；還有從小長期在小煤窯打工患上矽肺病的老漢，他是挖過煤中的人裡活得最長的，回憶起那一代人的遭遇；誰家買來的媳婦兒跑了，這是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還有一些外出打工的人由於身體承受不住，又被迫回來看病……生老病死，如同季節更替。馬大夫，診所的主人，周而復始地接待著一批批不同或相同的病人。導演從一個微縮的中國模型裡看到人們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痛苦，診所在這裡也具有雙重作用：醫治疾病的空間/閒談、抒發苦悶、交流體驗的社交場所。馬大夫醫治病人的肉體痛苦，導演則記錄下了他們對於生活的抱怨、憤怒或感歎。

20世紀50年代，中國第一次制定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計畫，治理黃河成了新中國建設和政績考核的重點。1957年，三門峽水利工程開始籌建施工設備，它是對黃河河流生態、特別是中下游流域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黃河三門峽至潼關的淤積泥沙至今沒有解決，還帶來農業損失。水庫毀掉了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化古跡……座消失的古城。歷史深處金戈鐵馬的潼關，歷代帝王將相文人墨客浩歎不已的潼關，已然不在。這座古城死得不明不白：按照水庫最初的規劃，它該靜靜地躺在水庫下面。人，搬了；城，拆了。而如今這裡卻成了威尼斯大酒店和黃河魚燒烤園。30萬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許多移民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三門峽工程也使得政府與當地農民產生了許多的矛盾。四十多年過去了，村民們用自己的雙手努力改變著自己的生存環境和生活品質……治水，是中國歷代領導人的政績體現，更是他們的理想。如今越來越多的水利工程相繼上馬，造價與規模越來越大，它們覆蓋在中國所有經濟最活躍的命脈上，在發電的同時充滿著潛在的危機。

中國城市的邊界已經擴張到農業文明的心臟部位。西安長安區西部大學城就像中國千千萬萬的城鄉結合部一樣是最後的圈地運動的戰場。土地的丟失、新的生活方式的調整，帶給人們的是焦慮、苦惱或許還有面對新生活的令人詫異的樂觀希望。人和環境永遠不可分離，重要的是土地已經徹底改變了模樣。農田終於漸漸退出了我們的視野，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大學校園的湧入、商品房社區的拔地而起，還有寬闊的公路把已經支離破碎的村莊體系徹底肢解。本片通過對城鄉結合部裡各個公共空間的持久觀察，紀錄環境的巨大變化所帶來的時代局部剪影。土地的改變迅速，人的變化隱藏在其與環境的交互關係之中，更凝結在公共場所裡面人的動作表情之中：滿臉憂愁的農民盤算者自己的未來、建築工人在高臺上輪起了榔頭、待拆的村莊舉行了一場婚禮、在現代化的大型超市里，人們快速的尋找自己的新世界裡的恰當位置，導演探尋充滿複雜性世界的普通空間裡人們的活動、表情、語言、狀態等，告訴我們關於這片土地的秘密。

2000年春節，在陝西省寶雞市火車站附近聚集著一群流浪漢，在寶雞鐵路沿線靠變賣廢品及偷盜為生。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年齡相仿。白天，他們在城市裡漫無目的地遊蕩，晚上就住在鐵路邊。平時他們揀點垃圾和旅客扔下的瓶子，然後換點吃飯。這群人們無家可歸有諸多方面的原因：打工被騙、遺失身份證、父母離異等。其中的周富是在從打工城市回家的路上丟了錢和身份證，另有兩個李小龍和火紅昌（火狐狸）都是從家裡跑出來的，小雲南在工作了三年後被老闆甩了，鳳翔因為婚事和家人鬧矛盾而跑了出來。六個月後，他們大多都不見了。傳聞有人見到周富當街脫光衣服跳舞，如何變瘋的誰都不知道。李小龍被一個公安收養，他也許算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他開始靠開烤羊肉店掙錢。小雲南則成了孩子王。火狐狸被送回了家，但很快又跑了回來。鳳翔偷東西被抓。鐵路沿線的生活在繼續，儘管它在大部分人眼裡更像是一齣戲。然而他們是一群被阻隔在主流社會及主流媒體之外的人，導演讓他們在相機面前講述自己的故事，以一種平視的眼光觀照這些社會最底層的人物，使得這些平常在我們眼中具有某種標籤身份的人擁有了豐富多彩的個性，並且散發出人性的光彩。

這是一群游走於社會邊緣人群，他們聚集在南京路的各個巷口。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沒有真實的姓名、沒有真實的社會關係，他們用家鄉的地名來稱呼自己。他們以撿垃圾、偷東西、要飯、賣唱為生，來來去去的生活裡有人滿懷希望的活著、有人快樂的活著、也有人最終不堪生存壓力而瘋掉。這部影片真實地表現出在大規模城市化和資源不均的背景下，這群少數人的生存狀態，不僅讓我們反思自己所處的生活空間。流暢淩厲的影片，生猛淩厲的人們，片尾瘋掉的人在廣場上喃喃自語、翻著跟鬥，商廈的大型液晶屏裡放著“齊天大聖”，導演趙大勇扛著機子跟著猛跑，一不小心麥上的防風罩跌落在鏡頭上方，拍的人、看的人，都忍不住、一個失神。

誰說相親是年輕男女的專利？山東濟南就有一家老年婚姻介紹所，提供老人定期聚會，尋找人生另一個春天的機會。老賈，男，84歲，離休前是一家“國企”的幹部，老伴已去世8年，他來婚介所已有3年，總是希望能再找一個更年輕、更漂亮的女人。為了實現這個夢想，84歲的他總是謊稱自己54歲；“乾媽”，女，77歲，離休前是小學老師，老伴已去世2年。她在婚介所裡人緣最好，也有不少追求者。在老年婚介所裡，他們的暮年生活再度燃起新的希望，然而現實終究不是夢想……

《小腳人家》是由白補旦導演的紀錄片，故事講述山西省右玉縣下窯村7歲纏足的白大女和劉部漢的故事。倆人都因愛人去世，于四十年多前帶著各自三個孩子結合在一起（白大女2男1女）（劉部漢3個女兒）。如今，孩子們都已當上了爺爺奶奶，且大都不在白大女和劉部漢的身邊，兩位老人的晚年生活由誰撫養，雙方孩子各有分歧。所以儘管倆人都已八十多歲，還是需要早起晚歸出田耕種，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生活，而白大女老太太更是因為自己的一雙小腳，不得不拄著雙拐蹣跚在風雨中，跪勞在田地間…期間，多位纏足老太太面對鏡頭，傾訴著自己的小腳…

在北京遠郊的一處石山上，有一群來自東北的農民工，常年在這裡從事開採石頭的工作。老曹小曹老余老張便是其中的一支。冬天來了，他們將這一年最後一塊石頭從山上開採出來，再用錘子鏨子把之分成小塊滾下山去。小曹的媳婦----這座山上唯一的女性，也是他們的廚師將先行回家，二人乘坐車的空閒遊玩了天安門廣場，他們看到了自己作品----廣場上的石頭地板。新的一年他們再次來到山上，開山鑿石。春天來了，冰雪融化，一塊巨大的石頭也被從山上開採出來，然而石頭的品質不好，化為烏有。 專門來為大家做飯的老余的妻子不幸檢查出子宮肌瘤，住院治療。昂貴的手術費花去了老餘去年一年的收入，希望又回到零點。 石山，是一個個危險叢生、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意外的地方，同時也是失衡的世界，枯燥、單調、彌漫著整座石山。這樣充滿對比的原汁的生活，構成了某種濃濃的、艱澀的詩意，同時也能感受到他們對周圍世界的認知、判斷、邏輯，體會到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與方式，也感觸到他們內心的矛盾與卑微。春去春來，花開花落，石山依然堅硬的挺拔在那裡，使那裡的人們顯得更加的渺小、脆弱。

這是關注當下農民試圖掙脫土地束縛的五段式紀錄片，每一段前有導演的引言，以傘為若即若離的線索串聯起來。 第一段：廣東中山的制傘工廠裡，不同年齡口音的農民工在辛勤的工作，有人在縫紉機上寫著“堅持就是失敗”。工廠內張貼的薪資調節通知單說明，他們的報酬並不高。第二段：浙江的大型小商品市場裡，農民出身的雨傘銷售商與擦鞋女們的命運開始有了不同方向的可能。第三段：上海，某面對大學生的招聘會上人頭攢動，有一些學生在教室裡進行畢業的準備，窗外陰雨綿綿，他們打著傘行色匆匆。 第四段：某部隊中，新學員們有條不紊的訓練、學習。駐地周圍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涼。第五段：河南某地的麥子成熟了，然而村裡卻少見到年輕人的身影。土地曾是農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年輕一代如今只想脫離她。農業，是中國賴以生存的根基。如今，從前在農村從事農業的農民們，已經像傘一樣被撐開……

本片紀錄了生活在太行山麓上的一支盲藝人隊伍，左權縣盲人宣傳隊的音樂與生活。黑暗永遠包圍著他們，但他們卻極其艱難地用歌聲和絃音照亮太行山的一草一木。無奈與傷感永遠伴隨著他們，但他們卻把幽默、輕鬆送給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在太行山，盲藝人們不停地行走，用自己殘缺的身體、堅強的意志，為當地的農民們傳遞著歌聲與資訊。同時，他們也傳承古老的民間藝術。百年來似乎形成了一個傳統，這是太行山民間長期存在的不容忽視的現象，有著文化的、人性的、社會學的多種意義。影片用樸實的影像，平靜的心態，描寫了他們真實的工作與生活，講述了他們每個人背後傷感的故事，表達了他們的痛苦與歡樂，記錄了他們最動人的歌聲。

紀錄片《老媽蹄花》是艾未未工作室為2009年8月12日“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審理過程中，四川成都警方拘禁證人，暴力干擾司法程式而製作。譚作人先生因為調查512汶川地震傷亡學生與豆腐渣工程問題被起訴。一台隱蔽式攝像機真實的記錄下了艾一行於8月份在成都作為譚作人案證人之一被當地警方騷擾的苦澀而荒誕的故事。雖然沒有什麼驚心動魄的血腥場面，整個過程的「論理」、「講理」、「討說法」再現恰如「秋菊打官司」的記實鏡頭，層層剝繭，為觀眾展示了一個對官家人近距離審視的視角，深度觸摸到了人性層面中共員警的靈魂反饋。最精彩的瞬間，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法制科科長徐傑(警號：008119) 他狠狠的抹了一把臉，很重，很慢，手掌之下卻難掩痛苦之表情，那是死了爹娘的那種痛楚。嘴角撕裂了一下，男人悲傷欲哭的預兆。整個過程只有幾秒鐘，當那隻手從臉頰滑開時，他又恢復了原先的表情，一動不動，像個木雕。員警也是人，員警也有人性。在那個體制裡，誰能幫他們找回他們的靈魂，復原他們的人性？實際上，“老媽蹄花”是一道川味特色菜肴，雪豆燉蹄花，燉的爛，湯鮮皮嫩，肥而不膩，入口即化，令人回味無窮。導演艾未未的“老媽蹄花”把個成都警方的蹄皮徹徹底底的燉爛了，乃力道透骨之作，觀之人性震憾。

《流浪北京》是一部圍繞一群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北漂族”（那時被稱作“盲流”）展開，這群人中有作家有畫家也有導演，儘管各有離開生活多年的家鄉的原因，他們來到北京卻都是為了追求更為純粹的藝術理想，然而，他們迎上的更多是尷尬的現實，表面上他們都很樂觀，那是因為他們不願告訴別人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這部片子實際上是一個流浪藝術家拍下了另外5位流浪藝術家的生活（分別是張慈，高波，張大力，張夏平，牟森），最終都通過婚姻的方式出國的張慈、張大力、高波，精神分裂但終於也結婚出國的張夏平，留在北京的獨立戲劇導演牟森，還有攝像機背後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這是中國第一次用攝像機去記錄流浪藝術家的現象。從來沒有公開播放，以前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大陸影視圈廣為流傳，加上口耳相傳，引起巨大的震動與爭議。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中國新記錄片的上限。

《治療》初衷是想做一個有關作者母親的影像，以之紀念和作者感情極深，在2007年去世的母親。但當作者在整理母親的影像素材過程中，一些之前沒有留意的細微之處重新再現，一些往事重新恢復，原先的想法被打斷和改變。重新面對母親的活動影像，一個已經消失人世的親人突然那麼栩栩如生地活動起來，說話、表情，一切宛如昨天。作者發現這個影像作品不僅僅是紀念，也是一個讓作者母親重新活過來的嘗試，尤其是在作者現在這個需要自我治療的過程，母親成為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元素。一個人在所受限制的社會裡不斷成長，卻總是在不斷反省，我們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是有殘缺的，同樣對於世界上最偉大的母愛的回執也是那麼蒼白與渺小。所以母親——回憶——現在時——治療與自我治療，一個結構和敘述方式自然而成。

《花臉巴兒》是記錄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以來災區遇難學生家長的境況，並探討校舍倒塌的豆腐渣工程問題。

電影走進被封閉的歷史，文革大革命。然而實際上它對中國人來說是很重要的事件，三緘其口或被閹割的聲音，讓年輕一代出現集體失憶。那一段含糊不清的歷史，甚至被理想化的過去，導演從另一個方面出發，從受害者角度瞭解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故事主角卞仲耘是文革開始初期第一個被打死的校長，她的丈夫冒著危險，拍攝了她的遺照，並將她的血衣保存至今。卞仲耘被殘害致死的整個過程，其家人數次上訪無門……四十年後，這位老人講述自己和妻子投身革命的經歷。導演還訪問了卞的女兒、學生和同事，通過不同的方式，追溯當年的經過。

四川西北部的一個小村莊里，雪災和地震相繼襲擊的2008年，90歲的爺爺陽廷興迎來了他的兩個里孫子，又親手埋葬了他罹患癌症的兒子。這是一個延續了十一代的風水家族，《風花雪月》是他們禮拜佛祖時的香贊。

北京，中國的首都，中國的座標，同時也是一個急劇現代化的城市。計程車，城市的交通工具，穿梭在這個城市之間，在洪流裏川流不息，似乎永不停息。《的哥》的主角，一名計程車司機，北京人，三十幾歲，結婚七年，在這個城市最有激情的時候，他的人生已沒有激情。 而他的乘客，有教師、醫生、學生、生意人、嫖客、妓女、教徒，各色人等，遊走在城市的各個角落。 司機和形形色色的乘客們的對話，他把攝像頭固定放在了後座的後面，整部片都是零零散散的對話和很多個後腦勺。司機跟每個乘客說：“明天要有沙塵暴。”夏天，司機不停跟乘客抱怨：“結婚七年，妻子已不愛他。”乘客們的人生也各有幸福與苦衷，有人剛剛失戀，痛楚萬分；有人不遠千里來北京的夜總會看望一個老情人；還有人告訴司機，不幸的婚姻不必勉強。秋天，司機想尋求逃遁之地，是歸隱佛門還是棄世而去，乘客們給他不同的反應與回答…… 寒暑易節，夜色未變，夢想、欲望、人性、世態都在這城市中交織。

在內蒙古邊遠的草原小鎮伊敏河，有3萬人口，其中有超過1000人信仰基督教。最近一座基督教堂正在建設，這在當地無疑是件新鮮的事。因為在10年前，信仰基督教在當地還是被禁止的。教會負責人白秀英因工傷退休，每天她都奔波于各個聚會點，努力了兩年，建基督教堂的項目終於被批准。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教堂靠信徒集資和其他教會的幫助下開工了。建教堂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難，但最終還是建了起來。教堂的造價超過100萬人民幣，白主任欠下一大筆債，陷入了困境。工程隊拒絕讓教會使用教堂。白主任有點灰心，但並沒有改變自己的信念，她四處努力籌集資金。在還清欠款之前，教徒依然回到原來的地方繼續聚會。中國是個缺少信仰的國家，人們都在為得到更多的財富而努力。人們口中談論的、電視裏呈現出的都是經濟，卻忽略了精神的重要性。影片記錄了為建設教堂而付出的努力，在信仰喪失的年代，教堂的建立象徵人們對信仰的渴望，隱含地表現了中國人的信仰狀況。

本篇圍繞著原四十二軍和五十五軍湛江籍參加過79中越自衛還擊戰的老兵展開，講述了當年戰爭的殘酷和榮譽（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一級殘廢、二級殘廢、三級殘廢……），他們塑造了新一代最可愛的人。79老兵飛著榮譽解甲歸田，原以為政府會給他們一口飯吃，但隨著三十年的改革改制，他們從最可愛的人變成最可憐的人——下崗、失業、戰爭的後遺病，人的衰老……導演從廣州到廣西，到馬鞍山昔日戰場祭拜，尋訪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的戰士，記錄他們當年戰爭的回憶與現實生活的現狀。27年之後，逃離了當時的語境，沒有什麼人再願意提起那場戰爭。有人曾經評價人們不需要戰爭，它使得平民變成士兵，相互廝殺，然後沉于塵土，永遠不會有人記得那些士兵。電影記錄了79老兵這群人經歷了從人生輝煌到被時代拋棄的過程……

“我”父母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廣東粵西地區的兩個相隔不遠的小村莊，祖父輩依靠土地養活上十個子女，兩家曾頻繁探訪，尤其是過年。改革開放初期，家裏有些人遷出城鎮，擺脫農村戶口。隨著城市化進程，更年輕一代進入城市紮根，成為市民，甚至移民出國——隨著社會變遷，當初群居一個大祖屋的家庭向四面八方擴展，大部分出外打工掙錢，基本上只有老人及孩子留守家中。他們的生活狀況也千差萬別。在農村的依然經濟拮据，生活寡淡，城市裏生活的年輕一代也有各自的煩惱。父母兩個家族十多年來終於合照一張全家福，有些人還在，有些人卻永遠離開，有新增的面孔，也有老了的面龐……。30年的改革開放，急劇的社會變化，迅猛的城市化進程，農耕社會生態及價值觀分崩離析，但無論如何，對於普通人來說，吃飽飯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導演家族世代生活在廣東粵西地區的兩個相隔不遠的小村莊裏，兩家往來密切。隨著改革開放，有些人去了城市，擺脫農村戶口，年輕一代進入城市紮根。原來的大家庭分散各地，大部分出外打工掙錢，基本上只有老人及孩子留守家中，他們的生活也千差萬別。沉溺于往事的奶奶常常以淚洗面。父親病逝8年，獨自承擔家庭重負的母親迎來了她第一個孫女，卻和兒媳因語言不通發生了矛盾。在城市裏紮根並成為中產階層的年輕一代生活穩定，但也有各自的煩惱——舅母的小兒子不善言談，30出頭還沒找到對象，全家為此事著急，到處找人相親，卻無奈家鄉里的年輕女孩都外出打工，過年才回去幾天又出門了。今年，我們要為父親“開山”，8年過去父親墓地已經雜草叢生，難以確定父親的墓地在哪。弟弟生了個女兒，結婚宴席上，父母的兩個家族十多年來又終於合照了一張全家福，但有些人還在，有些人不在了，有新增的面孔也有老了的面容。30年的改革開放，急劇的社會變化，迅猛的城市化進程，農耕社會生態及價值觀分崩離析，但無論如何，對於普通人來說，吃飽飯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在1958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眾多知識份子中，北大學生林昭不是最“大”的右派，但很可能是影響最大的一位。在當眾人乖乖低頭，集體閹割自己的聲音，接受“改造”之際，她不畏強權，開始反抗極權統治。個體的脆弱無法與國家機器抗衡，然而，在她被捕入獄後，她控訴、呐喊，留下了數以十萬計以血書寫的詩歌和文章。1969年，她在文革高潮中被處決。在《尋找林昭的靈魂》中，導演訪問了她的親人、“情人”和同學等，把她從1949年到1969年間的生命歷程，以至整個中國社會的變遷作了一個側寫。

在1958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眾多知識份子中，北大學生林昭不是最“大”的右派，但很可能是影響最大的一位。在當眾人乖乖低頭，集體閹割自己的聲音，接受“改造”之際，她不畏強權，開始反抗極權統治。個體的脆弱無法與國家機器抗衡，然而，在她被捕入獄後，她控訴、呐喊，留下了數以十萬計以血書寫的詩歌和文章。1969年，她在文革高潮中被處決。在《尋找林昭的靈魂》中，導演訪問了她的親人、“情人”和同學等，把她從1949年到1969年間的生命歷程，以至整個中國社會的變遷作了一個側寫。

這群小鎮少年的一件“預謀打人未遂的事件”，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可能發生，幫會、打架、跟老師作對、兄弟、女孩兒的事情就是這些少年最日常的生活，他們有無數次未遂的衝動，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們還感受不到事件的緊迫，還能遊蕩、荒廢、妄為，然而你現實又給他們積累了很多的危機，那麼多打“浩然”的理由，可是計畫真正實踐起來並不容易，他們看著浩然從腳底下溜走，耗盡全部的精力也不能把他找出來。他們看到浩然，但是根本打不到他，浩然自身有著靈敏的素質，背後有他們不敢打的背景。他們的反叛指向一個打不到的目標。後來，他們去當廚師、當工人、娶妻生子或繼續遊蕩，就像他們的父親一樣。他們既想又不像那麼快長大，成年生活在他們猶猶豫豫之中開始了，而現實在他們身上積累了更多的危機。

玉扣紙是閩西甯化一帶的傳統手工造紙，是土紙中的上品。在清代，玉扣紙行銷各省，有“發行半天下之譽”，五口通商之後便享譽海外。茜坑，武夷山脈深處的一個小村莊，至今未通公路。這裏是玉扣紙作坊的彙集之所。鼎盛之時，據說茜坑擁有紙坊五百餘槽，年產五萬多擔。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這門工藝正日漸消亡。如今這裏只有一家仍在苦苦支撐。影片將鏡頭聚焦在作坊主胡蘭山一家，靜靜地記錄下玉扣紙的製作過程，紙坊一家的喜怒哀樂以及時代的變遷。

客家人熱衷於尋根問祖，追本溯源。活人在族譜中安身立命，死人也希望在族譜中留下一筆，萬一有漏，麻煩事生。電影記錄了閩西寧化石牛村童氏族人，在重修族譜過程中的種種遭遇，以及他們中的各色人物對於“家族事件”的各自理解。同時這部影片也記錄了雕版木活字手工技藝以及族譜祭發的儀軌，體現深厚歷史民俗積累的農耕文化。電影所拍攝到瀕危的珍貴千年木活字印刷工藝，目前僅在寧化一帶個別山村存在。

羅二（羅中立）每年總有幾天要回到大巴山的小村莊看一看，多年前，他的名作就在這裏產生。影片總共分為冬閒、回鄉、嫁女、農忙、收穫五個小集，反映山裏的日子。其中大女兒、小女兒都被塑造地很美，大女兒既土又時尚，她的撞色粗毛衣很具有現代性。小女兒生活條件不好，勤勞、羞澀，也很漂亮。小兒子給影片增添了無限趣味。大人是世界顯得更加真切，而拍攝上對人情的處理細膩讓人有些微微感動。

影片的初衷是拍攝常態下的司機生活和沿途路上的草根中國圖景。但是在2008年，中國南方發生雪災，完全改變了這部紀錄片最初的計畫。這場偶遇的雪災讓這部紀錄片成為非常態下的非常生活：一場大雪，幾個中年男人結伴而行，在不斷封路的狀況下一點點前進，不斷出現的難題、煎熬的等待，男人之間的友誼既牢固又脆弱，而這場雪災也如同一個夢魘，發生時如魔咒，消失時無影無蹤。那麼，生命不就是一個一個非常時態所組成的日常？

這是一個盲人，可是她的內心心如明鏡。這是一個處在社會底層的人，但是在卑微的生活裏繼續保持著人的尊嚴。當我們的影像媒介習慣於苦情的宣洩，導演的鏡頭展現的是一種人本精神。這種浪漫主義色彩的紀錄給一個還有著弱勢群體的民族注入了一種希望。敍述卑微和沉重是非常容易的，但是這樣的沉重讓未來閃著光亮和信心是不容易的，而這些又是一個民族可以堅實走向未來的基礎。這部關於一個盲人家庭平凡生活為主線的紀錄片，讓我們看到中華民族可以千年延續的原因，這是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所在

百步街是位於蘇州一角的破敗老街，這裏生活著一位有著非凡經歷的老人。年逾90的孫老師出生書香門第，富貴人家，兒時的宅院“比大觀園大得多”。她年輕耳朵時候美麗動人，被稱作“體育皇后”。在上海求學時，她與同校影劇帥氣的“體育皇帝”相愛，為了和貧寒的戀人長相廝守，她毀掉長輩定下的婚約，離家出走。多年風風雨雨都不曾擊垮這個自信堅強的女子，卻因為愛人數次的背叛留下悔恨。時至今日，陪伴獨自生活孫老師的，只有來自鄉下大字不識的保姆。保姆雖然不滿意孫老師的嚴苛，但是希望在她死後能夠得到一筆金錢，孫老師的侄子看似卻不滿，不過對並不多的遺產看興趣。可是垂垂老矣的孫老師心中有著另外的決定……

2004年9月，寧國市人民醫院兒科的3名醫生跳槽前往即將開業的民營華泰醫院就職。剩下的7名醫生，管理著41名住院病人，此外還有門診工作。　華泰醫院開業後，寧國市人民醫院兒科的住院人數逐漸減少。由於醫院實施的是浮動工資，將工資和科室收入掛鉤，醫院只發基本工資的一半，醫生們掙的錢在支付科室支出後才是自己的。病人的減少直接威脅到了大家的收入。面對激烈的競爭、惡劣的執業環境和無能低效的管理，兒科中人心惶惶，但沒有人想走，在科主任的領導下，開始了一場疲憊的、沒有勝利者的戰爭。

為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中國長江三峽水電站，長江三峽地區從2003年起水庫開始蓄水至2009年水庫蓄水完畢，沿江的城鎮、鄉村、文物、自然景觀不少將被淹沒。連中國古代最偉大詩人李白的詩而聞名天下的奉節縣也在其中。 本片忠實記錄了2002年為保證三峽水庫第一次蓄水成功，在水位上漲前，奉節老縣城搬遷毀滅的全過程。記錄了一位元開苦力旅店的志願軍老人即將失去生活依靠的無奈。一座基督教教堂為搬遷的利益而喪失信仰的過程。以及一群移民幹部和一群城市貧民在搬遷、拆除舊城過程中種種無法回避的矛盾糾葛和痛苦的內心掙扎。《淹沒》真實地記錄下三峽工程的一個村鎮搬遷過程，側面反映出國家工程建設之下個體的渺小與命運軌跡。

為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中國長江三峽水電站，長江三峽地區從2003年起水庫開始蓄水至2009年水庫蓄水完畢，沿江的城鎮、鄉村、文物、自然景觀不少將被淹沒。連中國古代最偉大詩人李白的詩而聞名天下的奉節縣也在其中。 本片忠實記錄了2002年為保證三峽水庫第一次蓄水成功，在水位上漲前，奉節老縣城搬遷毀滅的全過程。記錄了一位元開苦力旅店的志願軍老人即將失去生活依靠的無奈。一座基督教教堂為搬遷的利益而喪失信仰的過程。以及一群移民幹部和一群城市貧民在搬遷、拆除舊城過程中種種無法回避的矛盾糾葛和痛苦的內心掙扎。《淹沒》真實地記錄下三峽工程的一個村鎮搬遷過程，側面反映出國家工程建設之下個體的渺小與命運軌跡。

羊羊在讀大學，意外發現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同性戀者。他開始追蹤父親，並且搧了與他父親相好的小勇一記耳光。他有所不知的是，父親經營著一家地下鴨店，他也不會想到，自己也會與一個男孩一見鍾情，而且那個男孩會是一個鴨子。羊羊帶領同性戀人好斌來到自己上學的學校。兩個人關係日益親密。但是他意外發現了好斌的少爺身份，十分絕望。之後，他放浪形骸，與隨便遇見的人發生一夜情。片子中交織著男妓、專家、從業者等的看法和觀點，有男妓認為這會給自己的人生留下摸不去的陰影，也有認為這屬於一時之需，男妓小訊說，我們是毀掉的一代……各路專家對此各持觀點……這是一部全面違反常規的影片。影片涉及到的是在當前中國十分敏感的“賣淫”主題，而且是同性“賣淫”。影片將劇情片、紀錄片、專題採訪、節目主持等影像模式打碎並重構的新型影片。在當前中國“賣淫”是非法行為，同性戀被看作不道德。影片中被記錄和被虛構出的那些“少爺”，冒著進監獄的危險從事著這項新生而非法的職業。在這部影片中，就有一些現實裏真正的“少爺”和經理出鏡，講述他們自己的真實經歷和故事……

異常普及的宗教和極端世俗的信仰，不受約束的權力和沒有威權的社會，人們在土地上辛勤勞作、勤儉生活卻絲毫不相信生活的意義。這就是龍王村，一個空耗著的舊農耕社會，一個普通西部鄉村最本質的現實。片子沒有貫穿的情節，影像隨著四季更替來呈現，沒有大喜大悲，什麼事情都記錄了，什麼結果也沒有產生。片子在拍攝中放棄了對極端事情、地方特色和民俗的記錄，放棄了對片中人物個性的描述，放棄了對片中人物的個人情感，以防止個別事物對這個平均值的影響。這是一部鄉村影像檔案，是一本除去了所有修辭的普通西部鄉村流水賬。導演也闡述過，歷時兩年多的拍攝，漫長而寂寞，但是隨著與村民生活聯繫得越來越緊密時，卻要不斷提醒自己放棄個人情感，作為一個鄉村生活的旁觀者，這是心中最苦的掙扎…

2002年底開始，位在日月潭邵族社區的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透過旅德學人胡湘玲、韋仁正的牽線協助，展開與德國德恩家園協會的合作，邀請德國工匠友人來到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的布農族部落，並號召義工和村人家加入造屋的行列。由於預算、時間等現實條件的限制，團隊取材自當地的杉木、泥土，為921受災戶建造符合族群文化——非已被都市化馴養、價格昂貴的水泥房子——而是已被台灣的營建市場完全淘汰的黏土木架屋——俗稱「土角厝」。

該片記錄了１９２０年海原大地震倖存者，一個九旬回族老人馬老漢和他七十多歲的老伴的平常生活，甚至老人歸真後，家人如何送葬的場面，他的鏡頭無一遺漏。老人生活的清貧我們無法想像，然而，我們更無法想像的是他們的精神的富足。老先生和老太太神情安詳，看不出憂愁，看不出沉重。在西海固這個貧瘠之地繁衍生息著的族群的人們，一直為了生存而努力著，查曉原導演說這輩子總得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把一位老人的生前和死後通過鏡頭展現給了觀眾，同時給了大家一個有關生死的思考，由死亡引起人生苦短的慨歎，時間的限制，人的一生真正可以做事情的時間不過幾十年，而這種思考伴隨著每個鏡頭…

從夏天到冬天，從720人減少到16個人，源海實驗學校的打工子弟經歷了一些列殘酷的事件：被趕出校園，被趕出作為臨時教室的廠房，露天上課，甚至連露天上課所需要的水泥電線杆都被抽走。原本濟濟一堂的學生流離失所。有人失學在家，有人轉到路遠收費高的學校，有人與父母分離回了原籍老家。直到寒冬來臨，三年級以下的學生只好擠進一輛小型的公共汽車上課，4-6年級的學生來到一位老師家堅持全日制上課。在寒風中，孩子們依然要跑回學校大門外做操，嬉戲。他們始終把學校作為一方樂土。

這是一部關於一群孤兒成長的影片，拍了十二年。更準確的說他們是兄弟，童年給了他們殘酷的記憶，被父母遺棄，被同學歧視，被社會冷漠，他們在艱苦的歲月中野生野長。如今他們長大成人，政府給了他們舒適的生活環境和就業環境，新來的女院長也讓他們感受到從所未有的關懷和溫暖，他們在各自的生活軌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他們又捲進新一輪的競爭生存環境中。可是社會給了他們一個住的地方，一個健康的身體。但心理上的荒蕪卻始終不能根治，對於這群孩子，社會還能給他們什麽呢......童年共患難的兄弟們長大以後能不能延續手足情呢？

導演楊荔鈉曾經在十年前拍過一部紀錄片叫《老頭》（1999），後來完成的《老安》（2008）延續《老頭》的故事。電影講述是北京一位九旬老人老安的故事。主人公老安經常到天壇公園的露天舞場跳舞，並結識了一位姓魏的舞伴。雖然兩人各有老伴和兒女，年齡也相差不少，但是他們逐漸互生好感，生活中相互照顧。一天，老安生病住院，起初小魏經常去探望他，後來直到他出院小魏再也沒來探望他，因為小魏突發腦溢血去世了。老安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心情十分沉痛。走出沉重的往事，老安又出現在天壇的露天舞場，他結識了新的舞伴，生活還在繼續……

主人公紀寧也許是一個社會小人物，但卻很真實。 2008年，他繼續著自己的創業之旅，不同的項目，不同的辛酸，和風險投資的分分合合，投資，不投資，被騙，和合夥人的舉步維艱。不停的奔波和努力，始終沒有變過的是對於自己夢想的一份追求和摸索，對於所嚮往生活的一份追求。一年的光陰，曾經共同奮鬥和憧憬未來的妻子離他而去，紀寧走過了2008年我們經歷的每一件事，毒奶粉，地震，歐錦賽，奧運，神七，金融危機。 2008年底，紀寧走出空蕩的房間，獨自在庭院中放飛了一盞孔明燈，結束了他的2008年。

同性戀，這一古老而禁忌的話題，尤其建國一來曾引起無數爭論與波瀾。它曾被定性為流氓罪的一種，觸犯者輕則遭受周圍人的白眼、利益權益受到剝奪和侵犯，刑法加身，甚至喪失性命。它也曾被認為是精神病的一種，因此使諸多所謂的患者遭受肉體和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如今，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同性戀及同志們漸漸走出時代的陰霾，開始享有自由追尋真愛和愛人的權利。《志同志》以影像直擊的方式總結與回顧30年以來中國同性戀議題的發展。追蹤記錄30年以來在同性戀平權活動中親歷歷史的人物，展現歷史重要變革事件，雖然路仍坎坷，但是前途充滿希望。本片採取記錄的手法，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同性戀群體的面貌……

《志同志》以影像直擊的方式總結與回顧30年以來中國同性戀議題的發展。追蹤記錄30年以來在同性戀平權活動中親歷歷史的人物，展現歷史重要變革事件，譬如中國同性戀非罪化、非病化，譬如中國人同性戀觀念變化與媒體的正面報導，譬如中國有關同性戀立法、學術研究、文學創作與發表、藝術產品與展示方面的成績，譬如性學界、醫學界和同性戀社群聯手抗擊AIDS。影片重點拍攝與關注的議題有：學術出版（從翻譯，到社會學研究，到學術草根化）；性學研究（從“無性時代”，到“開放的性”，到“一胎化時代”）；法律與法規（從非法，到不非法，到合法化呼籲）；性別政治（從“無名”，到“隱身”，到“現身”）；經濟（從統一供給式到“粉紅經濟”）；精神衛生與健康（從“病態說”到“非病化”）；文化與傳媒（從虛無到熱點）；文學與藝術（從地下，到公開出版，到播客）；社區生活（從隱秘到公開）。本片採取記錄的手法，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同性戀群體的面貌......

這是一部關於變化的影片，一部表現今天以疾風驟雨之勢進行“極端變化”的影片。 一條線索是人的變化：2004年春天，三個男青年歆兒、秀兒和莎莎在長春要通過變性手術把自己變成渴望已久的女人。經過一次又一次殘忍的手術，歆兒、秀兒終於擁有了女兒身，莎莎最後因無法忍受痛苦而止步。“蝶變”成功後的歆兒和秀兒，在感受到成為女人的短暫幸福後，依然要面對現實生活。二人一直合作以賣唱為生，但在一次激烈的爭吵後徹底分手，各自融入人海。 另一條線索是長春市內一座偽滿時期修建的大橋，同樣被帶有暴力色彩的手段——爆破，炸成粉末。一座新橋在原址快速建成。 在今天，無論是個體的人還是整個社會，有時都會不惜動用最暴力和血腥的手段使自己完成改變，而目的或許只有一個——漂亮。

《蝶變》的兩條線索，三個男青年通過變性手術將自己變成渴望已久的女人和長春市一座偽滿時期修建的大橋被一座新橋取代。二者似乎可以形成一種參照。自此，我輾轉於變性人和建築工地之間，其呼應關係也慢慢縷析出來：一方面是幾個飽受性別錯異之苦的男人，在一個幾乎無法接受和理解他們怪異的痛苦環境中艱難地由男變女；另一方面是一架已經破舊的江橋被轟隆隆前行的時代車輪碾為齏粉。一方面是個人化的、私密得見不得陽光的細小敍事；而另一方面是公共的、大叫大嚷的、代表著時代進步的廣泛傳播……

電影敘述一群未考上大學的外地孩子，他們明星夢碎的故事。這群孩子來到北京電影學院學習，在實驗劇《關於〈彼岸〉的語法討論》中飾演角色。他們連演七場，很多著名藝術家都前往觀看，就他們的真實而富於激情的表演給予高度評價。蔣樾為此跟拍了四個月，但在戲演完的同時他也因經費短缺而被迫停機。三個月後他再次見到這群孩子時，他們已被命運無情地拋回了殘酷的現實，無望地在北京漂流。有的女孩成了歌廳門口招徠顧客的小姐，有的男孩則成了騎車給人送速食麵的學徒。又過了四個月後，他們實在撐不住了，只能滿含絕望地離去。蔣樾追蹤其中三個孩子踏上返鄉之途。他們回到農村之後，竟然自己排了一齣戲叫《一隻飛過了天堂的小鳥》，在村子裡上給幾十個老人演了一場。戲的一開始就在修理一台拖拉機，到劇終也沒修好，最後一群人在荒野裡推著拖拉機行走，他們的美夢就此化為烏有。

這部紀錄片的鏡頭對準了北京城裡一群見天紮堆聊天的老頭及若干個老頭的家裡。他們在居民樓前的空地上每天見面，用聊天排解退休後的單調。老頭們大多為工廠奉獻終生，而今只有嘲弄歲月的殘酷，從中得到一些寬慰。這些老頭中有單身生活的老人，在出院後對醫院的生活條件破口大駡，但又會為方便其他老人活動而拾掇出一片空地；也有相濡以沫的老兩口，一個為另一個遭受的不平待遇而憤懣，但最終在沉下來的日子中平靜了。冬天過後，終於有老人真的離開了人世，老頭們念叨著失去的朋友，繼續他們的聊天……

如果這個世界的版圖上沒有烏托邦的存在,那麼這個世界就不值得一顧。一直以來,獨立記錄片導演孫志強都保持著對烏托邦的堅定信仰,並將其作為自己一以貫之的存在狀態和創作實踐準則。從自由邊緣第一部,到如今的自由邊緣第三部---《烏托邦》，孫志強始終把攝像機對準地下搖滾圈中生活於自由邊緣的那一群人，忠實見證他們十幾年來的變化。在《烏托邦》裡，我們經歷的不僅是這些樂手們人生中一段歷程，我們還會了解到他們身邊的事物和更寬闊的環境。我們將隨著這些樂手們尋找內心的旅程一起，感受美麗的自然風光，遇見許多不斷出現又消失的人和事物。導演將這些萬花筒般的生活碎片連綴在一起，構成這些樂手們十幾年生活的底色，並成為導演內心烏托邦的呈現，從而在某種意義上達到拍攝者，拍攝對象和作品的完美統一。

如果這個世界的版圖上沒有烏托邦的存在,那麼這個世界就不值得一顧。一直以來,獨立記錄片導演孫志強都保持著對烏托邦的堅定信仰,並將其作為自己一以貫之的存在狀態和創作實踐準則。從自由邊緣第一部,到如今的自由邊緣第三部---《烏托邦》，孫志強始終把攝像機對準地下搖滾圈中生活於自由邊緣的那一群人，忠實見證他們十幾年來的變化。在《烏托邦》裡，我們經歷的不僅是這些樂手們人生中一段歷程，我們還會了解到他們身邊的事物和更寬闊的環境。我們將隨著這些樂手們尋找內心的旅程一起，感受美麗的自然風光，遇見許多不斷出現又消失的人和事物。導演將這些萬花筒般的生活碎片連綴在一起，構成這些樂手們十幾年生活的底色，並成為導演內心烏托邦的呈現，從而在某種意義上達到拍攝者，拍攝對象和作品的完美統一。

在黑龍江有一個遠近聞名的俄羅斯村——宏疆村。全村有201戶，653人，其中俄羅斯民族75戶，人口264人。這些人是一戰、二戰時期逃難到中國的俄羅斯人後裔。許多有俄羅斯血統的人在中國沒有身份，俄羅斯不承認他們，中國亦然。文革的時候，他們被冠以“特務村”，這些記憶於他們而言無法輕易抹去。他們只想與純種的中國人通婚，目的是改變他們的面貌。但幾代人過來，俄羅斯人種的面貌依舊突出。宏疆村的冬天非常漫長，每年差不多有八個多月的時間是沒有事情可做。由於他們的長相，他們也很少離開村子。所以他們生活中最大的快樂是喝酒。早晨一大杯，中午兩大杯，晚上兩大杯。一口酒，一口水，日子一天天這樣打發……

《三花》由艾未未工作室出品，導演郭可及其隊友，分別赴廣東、江蘇、上海、河北等地，拍攝黑暗的貓肉產業鏈，這支組織嚴密、運作流暢的虐貓、殺貓產業鏈，在普通中國人身邊已經存在二十多年，甚至更久。影片歷時近七個月拍攝剪輯而成，從2009年12月上海救貓志願者的一次貓車攔截行動開始，最終牽出了一條觸目驚心的黑色貓貿易產業鏈。去了皮的貓肉從皮褥子作坊又賣到附近的肉製品廠，“臨沂附近有許多肉製品場”，“10元一隻收購價”，貓肉被加工成非法肉製品，流入消費市場。上海救貓志願者就曾於2010年6月8日，在寶山區汶水路的一個大型農貿市場發現過被當做兔肉賣的貓肉軀幹，“去頭、剝皮，13塊一斤，早上才殺好的。”當吃貓現象從傳統習俗轉變為食品安全，該不該吃貓，就不再是個道德問題……全片真實且充分展現了愛貓人的善舉和某些人為了利益不惜殘害小動物，殺戮無助貓咪及一些冷漠無視的人……呼籲大家愛貓，愛護小動物，它們是地球的一部分，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應該繼續呼籲，儘快完善法律法規，立法保護小動物。

景明，34歲，聽障，自營工藝美術部，由於聽障原因和價值取向的不同，兩次與健聽人的婚姻都以失敗告終。2002年年初，景明在朋友家第一次見到活潑漂亮的聽障姑娘王瑞，便覺一見鍾情。很快景明通過信件和手機短信向王瑞表露了自己的愛慕之情，可誰知王瑞已和臺灣人林先生有了婚約，並正準備結婚。景明以自己的學識吸引著王瑞，用理想主義的人生觀影響著王瑞，身邊的朋友們也開始撮合她們，王瑞終於決定不和臺灣人結婚，跟景明在一起。但王瑞的母親及親友團卻極力反對此事，認為李景明在經濟上無法保證王瑞今後的幸福生活，堅決不同意王瑞和景明好，並給王瑞施加壓力，讓她趕快和臺灣人完婚。這使王瑞在親情和愛情的抉擇上陷入兩難的境地，朋友們出主意叫景明去和王瑞母親談判……。王瑞在媽媽的大包大攬下終於嫁給了臺灣人林先生。但萬萬沒想到的是，本想嫁到臺灣過幸福生活的王瑞卻被林先生告知：他要解除婚約……

春節，漂亮的聾人舞蹈演員芳芳回到江西老家探望孩子、父母親、還有兩個聾人哥哥，在探親的小站之間，真實地介入公共領域，觀察兩個世界的邊界。影片穿越時空地域，探訪若干個城市尋訪聾人的聲音。他們講述的片段逐漸呈現出聾人世界的悲歡；影片首次涉及了聾人的地位、教育、犯罪、語言、婚戀、就業等一些列敏感話題，開創性地以聾人講述聾人的方式展現這個群體的存在。片中聾人們坦誠、生動地講述足以令人動容，開創了“手述歷史”的先河。

這是一部礦工之子拍攝有關父輩的紀錄片。1955年，300多位來自上海的熱血青年，懷著支援大西北建設的希望和夢想，來到陝西省銅川市的三裏洞煤礦。50年後，當年的建設者大都不在了。在那片深埋著黑色煤炭的土地上，始終激蕩的是礦工們的命運和呼吸。本片用15個片段記錄了依然生活在當地的老礦工、已故者和那個即將逝去的時代，以曠工群像見證了生命的堅韌和尊嚴。作為曠工的兒子的導演，那深深印刻在心靈深處的煤礦，成為永遠無法抹去的黑色記憶。父輩們在艱難的生存掙扎中，掩埋了他們的青春和夢想。導演懷著對父親的一份歉疚，尋找著那些活下來並依然生活在哪里的老礦工，記錄他們的生命肖像，作為紀念。

這是一部礦工之子拍攝有關父輩的紀錄片。1955年，300多位來自上海的熱血青年，懷著支援大西北建設的希望和夢想，來到陝西省銅川市的三裏洞煤礦。50年後，當年的建設者大都不在了。在那片深埋著黑色煤炭的土地上，始終激蕩的是礦工們的命運和呼吸。本片用15個片段記錄了依然生活在當地的老礦工、已故者和那個即將逝去的時代，以曠工群像見證了生命的堅韌和尊嚴。作為曠工的兒子的導演，那深深印刻在心靈深處的煤礦，成為永遠無法抹去的黑色記憶。父輩們在艱難的生存掙扎中，掩埋了他們的青春和夢想。導演懷著對父親的一份歉疚，尋找著那些活下來並依然生活在哪里的老礦工，記錄他們的生命肖像，作為紀念。

1983年，17歲的四川姑娘唐家榮被人販子賣給一個比她大12歲且大字不識的山東農民。不久，他們倆有了一個兒子。15年後，她不滿足這種耕種生活，跑到北京想找份更賺錢的活兒幹。於是認識了一個賣花的小販老王。他們開始一起賣花，然後就住在一起。但是這個精力充沛的四川女人並沒有放棄剛來北京時的計畫：把原來的老公和兒子都帶來北京，然後拿到北京戶口。然而問題在於，他們並沒有合法的結婚證……

這是一個關於溝通的故事，十七歲的阿銣是一個疍家姑娘，因為生計不能上學。父母常年在外，一家人靠打漁為生，這不是阿銣喜歡的生活，她渴望進入城市，卻不從入手，處處碰壁。在阿銣和父母之間、阿銣和弟弟之間、疍家人和當地政府之間，缺乏了本應有的溝通。《十七歲的橋》講述了都市旁邊的古老漁村即將面臨搬遷和消失的故事，按照時間順序記錄17歲少女的生活現狀、夢想和困惑。這不僅是一個單純的女孩成長故事，而是以女孩為代表折射一個群體的無奈現狀和迷惘未來，更表達古老漁村面對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遭遇的變遷而發出的沉重思考：古老漁村消失了，世代靠打漁為生的村民們在進入城市後該如何安居…

法國導演馮嘉偉在中國生活了七年，現在，他在排練一部自己改編的法國經典喜劇。演員都是中國人，很多是新來的，有的甚至是在路邊遇見，從來沒有演出的經歷。文化、習慣和物質條件，讓排練並不順利，馮嘉偉的法式排練方法也讓演員很不適應，但他們還是投入熱情去堅持，甚至放棄自...

這是一部關於成都某同志酒吧一些從事反串演出演員的紀錄片。這些由男人身反串演繹女性角色的演員是同性戀群體。白天他們過著正常的生活，晚上各各人面桃花。臺上的他們演繹著不同於自己性別的角色，在台下過著不同于常人的生活，以自己的方式追索自己的自由與快樂。影片著重記錄了反串舞蹈演員——莎姐（以下人名均為演員藝名）、青青、西西與他們的生活伴侶以及他們周圍人群的生活……通常酒吧的演出是在每晚10：00，一台節目大約有一個半小時，包括小品、中國傳統舞劇、現代流行歌舞……在這段時間裡，他們有的在完成自己作為女人的夢想，有的為了生存，也有的想在這個圈子裡找尋安慰與快樂……他們生活在夜晚……他們生活在燈光下……你時常會恍惚舞臺上的是“他們”，還是“她們”……但無論怎樣，舞臺上的他們個個“人面桃花”……

2008年春節，陝西關中大地上覆蓋著厚厚的積雪，一片寂靜，67歲的呂崇德照例迎來了新的一年。他是華縣著名皮影戲前聲潘京樂的唯一徒弟，兩年前開始受雇于一家民營公司，在縣城和農村的各種場合中表演皮影戲。董進水是公司裡的另外一個前聲藝人，他的師爺趙振才今年已經82歲了，十多年前患白內障，停止了演出，不過一年前剛剛做了複明手術。夏天華縣的攝影師張韜來到趙振才的家裡，希望他能夠複出，演一齣拿手好戲。春去秋來，日子一天天過去，呂崇德往來於縣城和農村的家中，在演戲之餘照料著家中田裡的農活。他從60年代開始隨潘京樂的戲班學戲、演戲，而現在，皮影戲的演出越來越少，他們這一批最年輕的碗碗腔皮影傳人也默默地與皮影戲一同老去……

《同學》是林鑫繼《三裡洞》後，礦工三部曲之二，與《三裡洞》相同的是，同樣講述的是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同樣以煤礦為大背景，所不同的是，被拍攝者被拉回到現實生活中來，林鑫用鏡頭跟蹤了每個被攝者一天的生活，採用群像的方式，展現給了觀眾。二十多個同學的回顧，追溯了三十年的個人歷史,一個個隨機截取的普通日子，對應著自然和生命的四季。1978年，當這些大都是礦工後代的同學，從陝西銅川三裡洞煤礦中學畢業時，他們即將展開的人生之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沉浮在大時代的變革中，有著太多的理想失落與妥協，也有著不屈不撓的掙扎和堅守。三十年後，林鑫再次走近當年的同學們，記錄了他們當下各自不同的生存狀態和生命歷程。平淡中的安逸、喧囂中的孤獨、富足後的厭倦、貧困裡的無奈，都一一綻放在這群鮮活的生命中，成為這一時期中小城市大多數普通人生活的一個縮影，同時也輝映著這樣一個高歌猛進的時代。

作為礦工的第二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青年時代在三裡洞礦工作過，假若沒有煤礦改革，或許他們還是繼續著他們父輩的生活。然而，時代變了。鐵飯碗不存在了，他們被企業甩到了社會中去摸爬滾打。每個“同學”的奮鬥各不相同，人生軌跡也不斷的起起落落，他們的命運與這個大時代的背景都有著聯繫。“同學”，在中國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交際圈。林鑫既是一個拍攝者，也是拍攝物件的同學，這樣的拍攝關係，使得林鑫的拍攝顯得自然直接，每個被拍攝者也將自己的最隱秘的一面展現了出來。同學劉全安在講述自己文學理想破碎時那種無奈和沮喪，一位失手打傷別人而被判過刑的同學難以掩飾的悔恨。同樣，因為這樣的關係，讓林鑫的鏡頭裡充滿了感情。林鑫講述的是國人普遍存在的中年危機，這是整個一代人的問題。年輕時，受革命衝擊，知識不足，年齡增加，財產增加卻十分困難，還要面臨家庭，事業的壓力。如今，速食化的時代，人們不斷的受著成功論的鼓勵，做著一個又一個的發財成名的夢，《同學》記錄的不光是成功者，也有命運不順的同學。他們遇到了很多的問題，來自個人，來自社會，但都在像一隻只螞蟻一樣，努力的活著，這也是中國人的精神歸宿。

中國人向來喜歡熱鬧，哪怕在祈禱的時候亦然。基督教，這原本肅穆的西方宗教到了江蘇東海縣的房山鎮，也變得火起來了。房山教堂，是一座簡陋的房屋，由一個臺灣牧師捐資2500美元建立起來的。這絕非是一般的基督教徒，絕非是一般的哥特式建築，也沒有精緻的石雕圖案和彩色的玫瑰花窗。除了牆上掛著那個大大的十字架及一個講臺、一些座椅，裏頭沒有多餘的東西。但是，實用就好。在這裏，村民的信仰也是實實在在，為了平安、健康，總之就是讓生活可以過得更好。最奇妙的是禱告、懺悔、唱詩都是用當地方言唱出來的，悠揚而節奏明晰的旋律，非常美妙動聽……在這裏，宗教並沒有顯得特別神秘和鄭重，念念有詞的人們更多地追求心靈上的安寧。正如多年前開始流行起來的唱佛機，看似固執的中國人骨子裏其實有著一種“怎麼樣都行”的哲學，一種偉大的自得其樂和難得糊塗的智慧，總有辦法讓生活熱鬧豐富起來。

記錄了在北京一群群眾演員的生活，《群眾演員》極其深入地拍攝了包荷花、幫主、王群等人，常年以群眾演員常年以當群眾演員為“職業”和夢想成為真正的演員，所經歷的一段人生。這樣的一群人，懷著各種“崇高”或“卑微”的目的，從五湖四海來到北京，聚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前，為一天20元錢外加一頓盒飯而被人吆五喝六，呼來喚去。晚上在遠郊可以凍死老鼠的平房裡，為公共汽車票，為房租而發愁。為了掩飾這種恐懼，他們互相傷害，喝酒說葷話。或許他們對未來抱有幻想，幻想也是一種麻醉，或許不願也不敢去想，不想也是一種逃避……

阿毅和阿彬同在北京一家物業公司打工，住在一幢豪華商住兩用樓上的地下四層，他們上面是停車場和物業公司辦公的地方。阿彬快四十歲了，他十•一的時候去湖北農村結了婚，妻子阿嬌是別人介紹的，他們之前見過兩面。阿毅在年前回了趟四川老家，這樣春節值班就可以拿兩份工資。他的家在山裏，坐完火車倒長途汽車，下了長途汽車再倒卡車，然後再乘一段摩托車，最後還要走近兩個小時的山路。片中紀錄了阿毅回家的過程，他背著沉重的行李，與家人在夜晚的山中遙相呼應。阿毅上有老下有小。回家以後要處理很多生活上的瑣事，諸如買煤、換電燈泡、修電扇等等。阿彬接完婚就回到了公司，他對新婚沒有什麼感覺，心裏還惦記著曾經同居三年之久的前女友。阿毅春節前從老家回來，繼續過著單調乏味而沒有故事的生活。過年了，阿彬的妻子來到北京，和他一起住在地下室，她說這兒的生活沒有之前的瀟灑。公司開聯歡晚會，其主要內容是長卡拉OK。阿毅在除夕之夜修好了樓前的“Happy New Year”的霓虹燈。下雪了，紛紛雪花飛舞，落在彩樓和樓前的汽車上，值班的保安興奮地用對講機互相拜年，大聲唱著“我怎麼捨得你難過”……

這是一個現在仍然把“毛澤東思想”當成唯一的行動標準，把列寧像當菩薩來朝拜許願的“老信徒”。這個出生於1953年，身高1.81米，外表英俊，個性執著的老人，就是張博士。他因文革被迫失學，在之後幾十年直接就把學習當做生存方式的老男人。一個肉身成長了近五十年，而意識形態卻永遠凝固在十三歲的兒童式的“老古董”，雖年近五十卻驕傲地稱自己還是個處男的“老孤兒”。這是一個在大學旁聽了十七年，現在仍然在旁聽，被學生戲稱“博士”，卻只相當於“本科”水準的老學生。他把新聞媒體當成生存和獲得機會的武器，甘心被媒體頻繁地當做調料，最後又因媒體失去機會的“老名人”。本片紀錄了張博士在四川大學歷盡艱辛旁聽十七年以後，試圖辦理去俄羅斯打工的全過程。在此期間，他為了確認自己的身份反復奔命于成都、重慶之間。為了從媒體那裏獲得200元的護照工本費，遭到辦理“勞務輸出”負責人的責備，被認為耽誤了辦理護照的時間，從而影響到了這次赴俄打工的最後結果。

導演朱傳明，在偶然機會結識了一位20來歲到北京彈棉絮為生的湖南農民唐震旦，引發了導演拍攝此人生活際遇的想法講述一個的入城打工者，在北京的某個角落裏靠彈棉花為生的故事。唐震旦與哥嫂及小侄子住在北京一個很髒的街角，搭了個窩棚就住了下來。他們通過為周圍居民彈棉花為生。片子拍出這個街頭彈棉花的油鹽醬醋、家長里短，作為“三無”人員，棉花匠唐震旦在首都北京的生活相當艱難，權力、親情、友情都和這位滄桑的入城打工者無緣。最後，為了迎接五十周年國情，首都清理“三無人員”，他被迫離開北京，繼續在中國大地上流浪……在片子中，他唯一比較開心的是談起自己“摳女”（地下黃色行業，為打工仔們提供了最低價格的性服務），還半認真地比較廣州、上海和北京三地的價錢。可是，這樸實而真摯的笑容和語言，卻不會讓人感到猥瑣、淫穢，因為這就是他們真實辛酸的生活。影片開始開始教我們用正常的眼光看待本來被忽略掉的異類或奇怪的一種人時，又顯示出那種真正的、生活中隨時可見的不正常來。影片揭開了被掩蓋的邊緣的真實而無奈的世態。

2010年夏天，中國政府對異議者開展嚴打行動。”花好月圓”紀錄片是關於這個期間劉­德軍和劉沙沙的故事，他們的活動和直率的言論使他們遭到政府暴力。他們分別遭到綁架，­毆打，然後被扔到一個遙遠的地方。該事件在互聯網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也有很多人質疑事­情真相究竟如何。本紀錄片採訪了兩位受害者、目擊者及相關網友，對兩次毆打提供了不同­視角，使觀眾更接近中國政府”嚴打”（ 艾未未定義：捂嚴實後暴打）的殘酷真相。

值《艾未未：紐約1983-1993》展覽閉幕之際，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隆重舉辦《童話》內地首映，該片是艾未未在2007年卡塞爾文獻展期間拍攝的。藝術家邀請了1001位不同年齡、各種背景的中國公民前往德國卡塞爾，即格林兄弟的出生地，親身體驗這次活動。數月的計劃和組織工作包括參加者的行程，從安排護照和簽證，到籌辦行李和居住地。

“火把劇團”的稱呼來自文革期間，當時傳統的川劇劇碼在公共演出場所被禁，但偏遠的農村卻在私下演出，因為經常在夜間，需要用火把照明，漸漸有此稱呼。2001年，成都的6個國家川劇劇團合併為一個，除了出國演出，基本上沒有演出活動，而小地方的許多劇團均遭到解散。現在的“火把劇團”就是在20世紀90年代後，在國營川劇團漸至解散，演員下崗後自行組織組建的民間演出組織。它的產生、發展和消亡與時代息息相關……成都還有三四個“火把劇團”，一般都在老居民區的茶館裏演出，光靠門票收入難以為繼。一場演出3個多小時，需要十幾個演員，但是觀眾僅僅一百多人，三元的門票中，還有一元石茶水錢。為了生存，他們甚至上門為辦喪事的主家表演變臉。劇團的主要觀眾是老人，他們越來越老，越來越少，新的觀眾根本不出現。與此同時，茶館還面臨城市改造帶來的拆遷的命運。演員們看到大勢已去，紛紛改行，李保亭改行表演歌舞，走進以低俗行為潮流為特點的流動劇場及酒吧、歌廳演出。王斌，一個堅持以川劇表演為生的人，不得不面臨被社會淘汰的命運。老茶館被拆，他在公園一個臨時搭建的大篷裏繼續表現川劇…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城市面貌、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一天天被改變。

這部電影記錄著中國的大學畢業生的生活狀態。在片中“女一號”李玉純畢業於四川師範大學，而另外兩位分別是畢業于四川大學的金蓮和畢業於四川師範大學的馮海濤。李玉純的求職之路之路最為坎坷，不過她懷揣一顆新聞夢想，大學畢業後終於成為《天府早報》的一名記者，這部紀錄片反映了她圓夢前後所遭遇的故事。“雖然李玉純現在離開媒體了，但這部紀錄片對她的人生產生了很大的改變，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通過網路看到《畢業生》，被她的故事感動而給她寫信交朋友”。該片拍攝於2004年，那年全中國有280萬大學生畢業，競爭非常激烈，2010年，全國的大學畢業生陡升至630萬人。導演聚焦該群體，這群年輕人懷揣青春夢想，在面對嚴峻的就業壓力時，給我們留下許多思考與啟示……

一襲如畫的長裙，紮著一朵白色玫瑰的巨大發套，足足二十公分的高跟鞋……碧浪達夫人眼角掛著混和了厚厚睫毛膏的黑色眼淚在燈光昏暗酒吧裡低吟淺唱，縱聲高歌——從白光（四十年代的歌後）到閆秋霞（白派京韻大鼓傳人），從調侃仰慕者送來的不菲小費到對台下驕傲女人的尖酸與不屑，從渴望沉浸在回憶中的溫暖歌唱到絕望跳大神式的嬉笑怒駡……嘈雜的環境中，舞臺是她的——這個小小的舞臺是屬於這位華麗的、莊嚴的、刻薄的、膽怯的、惡毒的、勢利的、羞澀的、不幸的、風情萬種的、母儀天下的、冥頑不靈的碧浪達夫人的！裁縫說他天生就喜歡男人。在裁縫眼裡，他的父母是不幸的；他的童年一直缺乏安全感，也沒有什麼意思。長大後的裁縫靠做衣服的微薄收入供自己去了廣州，他想在那裡實現自己的理想——做一名走紅的“妓女”……確實，他遇見了一些讓他刻骨銘心的男人——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廣州——那時他還很年輕。一次不慎染上梅毒的經歷讓裁縫開始吟誦《心經》……日復一日，當他反復吟誦從而慢慢忘卻了經文甚至自然而然地對其進行了徹底顛覆的時候，他似乎有了一點安全感……

《一個孤僻的人》是關於楊佳故意殺人案的紀錄片，艾未未工作室歷時兩年追蹤拍攝。楊佳，男，1980年8月27日生，北京市人。在2007年10月5日楊佳在上海租騎一輛自行車途經閘北區，遭閘北分局民警盤查，並將­其帶回派出所6個小時，後楊佳不斷投訴上海警方暴力執法。2008年7月1日楊佳以涉嫌故意殺人罪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被指控殺死閘北公安分局­6名員警，並造成3名員警和1名保安受傷。2008年7月3日，楊佳的母親王靜梅被北京警方帶走後失蹤。同年的11月26日，楊佳在上海被執行死刑。楊佳說：“任何事情，你要給我一個說法。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輩子背在身上，那我寧願犯法”。該案件發生後，媒體以“一個孤僻的人”描述他。在這個孤僻的時代，任何人都有被孤僻的危­險，而楊佳，將被記住……

這部2個小時長的影片記錄了楊佳案從案發到楊佳最終被執行死刑的全過程。影片共拍攝了150多個小時的素材，採訪了包括楊佳的父親、姨媽以及一審和二審的辯護律師謝有明、翟建等在內的諸多相關人士，也記錄了法庭外等待審理判決消息的普通民眾的意見和看法。導演在拍攝製作過程中坦言有兩件讓他印象深刻的事情：作為一個80後的年輕人，楊佳自始至終問一個問題，“你們到底打我了嗎？”可是最終也沒有一個人敢回答。當一個政府與體制無法正面回答該問題，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其次，國家扣押最為重要的證人，楊佳的母親，並送到精神病院，改名叫劉亞玲。這是威脅到每個人的問題……在中國每天都發生很多事情，而且許多在非透明狀況下完成，人們很快就會遺忘，導演艾未未拍攝初衷是希望將其記錄下來，引發人們對自我生存空間的思考……

這部影片的主角是一位性格複雜、身份雙重的同性戀。在月色撩人的夏夜，他那生動直白的言語，情到深處人孤獨的表演，似乎照見了人性中最私密無忌的部分。白天他是一名裁縫，每週二晚都會在三裡屯南街的“法雨”酒吧進行異裝演出——不為錢，只因這能使他痛快。這位比亞茲萊風格的“女士”，脾氣很暴，暴力而美豔。裁縫是個健談的人，他經常會去同性戀的專門的據點——比如公園和浴室尋找故事——邂逅，調情，做愛，吃飯。他依舊這樣生動地活著：在渴望中，在絕望中。……

紀錄了一個青年同鄉在城市裡漂泊不定的生活。

《1428》是一部以四川地震為主題的紀錄片，四個阿拉伯數字指地震爆發具體時間，即2008年5月12日14 :28。導演在去年汶川發生地震後趕赴災區，感受到災難的悲痛，也目睹了諸多荒誕場景，因此用兩個月的時間拍攝了這部電影。他採用多線條、全景加具體敘事的方式，聚焦汶川大地震後災民的生活。這個紀錄片並沒有特別明確的故事，但人物非常多，基本上是群像式的。2008年5月12日14 :28, 四川大地震發生。第一部分： 地震後10天。公眾的悲痛欲絕、救災的十萬火急，在鋪天蓋地的報導和施救之中，“生存”成為最重要的一個詞：竭力尋找搜救親人的個人、痛徹心扉的家庭，救出山裡受災養豬場的牲畜，在倒塌的瓦礫間收集菲薄的報廢金屬……廢墟之上，衣衫襤褸的流浪漢在遊蕩，就像塔羅牌中的“愚人”，冷眼旁觀近乎荒謬的厄運突如其來降臨的悲慘世界……2008年11月6日，中國政府宣佈，將斥資一萬億元（約1465億美元）在未來三年內重建災區。影片第二部分：地震後210天。四川的這個嚴酷隆冬，村民正在準備農曆新年的慶祝活動。重建計畫和救災資金落實中的問題，讓流浪漢和他的親人頗為不滿。為了迎接中央領導的到訪，徹底的村莊清理和帳篷難民安置正在進行(顯然每個人都將在冬天到來前住進新安置房的諾言還沒法完全兌現)。簡易安置房區，品質低劣的變壓器造成停電，中斷了大家的晚餐。新年的早晨，俯瞰北川-受災最為嚴重的縣城：遊客們絡繹不絕地到來，不時與兜售最悲慘場景DVD光碟、紀念相冊的攤販討價還價，在7萬人頃刻喪生的廢墟前帶著觀光意味拍照留念……

導演杜海濱在第一時間趕到地震災區拍《1428》，記錄下地震發生時人們的實際狀況。第二次再去四川，杜海濱去了都江堰、虹口、北川、擂鼓、什邡等很多地方，一呆就是一個月。2009年春節前，杜海濱和他的攝製組再次來到四川。他們把去年5月第一次去的地方全部重走了一遍，這次他們在四川拍了整整二十八天。 拍攝初衷並不想在這部紀錄片中傳達出特別悲痛的東西，而是關注災後的環境以及人們如何生存……地震只是一個特殊的背景，在此背景下，人性的光明和陰暗被凸顯得一覽無遺。作為專業的紀錄片導演，人性﹑制度 ﹑貧窮﹑農村問題一直是他紀錄片中最為關注的內容，身在四川災區時，他還是被深深震動。他把鏡頭對著每一個他覺得需要保留下來的場景和人物，就像是一種本能，紀錄片理智與批判的精神本能。

徐辛的6小時紀錄片《克拉瑪依》，詳盡記錄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友誼館發生大火，導致200多名學童葬身火海後，學童家長們10多年來痛苦不堪的生活與回憶。導演徐辛從60多位受訪家長中選取了13個遇難學 生家庭作為樣本。其中穿插大量錄影資料，如火災現場、演出情況、電視臺的相關報導等。大火發生時，在場人員一共有796人，323人死亡，130多人燒傷，傷亡者中大多數是6歲到14歲的中小學生。一句外界流傳的“學生們不要動，讓 領導先走”，讓更多人在傷痛之中記住了這場大火。大火過後，各個家庭的人生軌跡都遭遇重大轉變。有些家庭在失去兒女後幸運地再生了孩子，他們的不滿意在於對善後的處理。大火中有一部分遇難孩子是初中生，在當時已經三十幾歲的父母中，有些人不能再生孩子，有些家庭就因此而分崩離析了。大火發生後，失去孩子的家長被允許提前退休，大多數家長當時選擇了退休在家。隨時間推移，他們覺得自己越來越不被周圍的人理解，“如果在別人面前 笑，人們會說你們活得多好，退休在家拿著工資。他們哪裡知道，三十多歲退休在家是多麼悲哀。而十幾年來，退休在家的工資只漲了80元，那些在職的一漲就是 三五百元”……

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友誼館大火，一句“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使288名學童葬身火海，一眾官員卻大都安然無恙。本是教育當局為了歡迎上級而設的文藝表演，最終卻釀成慘案。十多年來，死難者家屬始終領不到死亡證，官方也一直沒有悼念活動，只強調注意力已從火災轉向促進發展。影片回溯歷史，尋找那些永遠留在墓碑上的年輕笑容，回望遇難者生前的錄影，聆聽遇難者家屬與倖存傷者的不平之鳴，正視克拉瑪依的烙印傷痕……

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友誼館大火，一句“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使288名學童葬身火海，一眾官員卻大都安然無恙。本是教育當局為了歡迎上級而設的文藝表演，最終卻釀成慘案。十多年來，死難者家屬始終領不到死亡證，官方也一直沒有悼念活動，只強調注意力已從火災轉向促進發展。影片回溯歷史，尋找那些永遠留在墓碑上的年輕笑容，回望遇難者生前的錄影，聆聽遇難者家屬與倖存傷者的不平之鳴，正視克拉瑪依的烙印傷痕……

這部紀錄片是幾種中國生活現狀的拼貼。其中有民工的街頭KTV，有大眾露天舞蹈，有高中生、大學生的校園場景和課餘活動，有GAY的情愛片段，有打工子弟撲殺蚊子的工作，有電影導演的婚禮，有長跪天橋、上京告狀的農民……這部影片是中國日常生活的一隻萬花筒。當脫離所謂的政治語境時，生活就是“三葷四素”的感覺，這就是人們的百態眾生。導演脫離拍攝目的性，以相反的姿態進行，在剪輯時拼成板塊式的日常生活畫面。它不再是以往紀錄片強調凝視、緊繃，而是鬆弛、散漫的個人式紀錄片，呈現出饒有趣味的風味。

這部紀錄片是幾種中國生活現狀的拼貼。其中有民工的街頭KTV，有大眾露天舞蹈，有高中生、大學生的校園場景和課餘活動，有GAY的情愛片段，有打工子弟撲殺蚊子的工作，有電影導演的婚禮，有長跪天橋、上京告狀的農民……這部影片是中國日常生活的一隻萬花筒。當脫離所謂的政治語境時，生活就是“三葷四素”的感覺，這就是人們的百態眾生。導演脫離拍攝目的性，以相反的姿態進行，在剪輯時拼成板塊式的日常生活畫面。它不再是以往紀錄片強調凝視、緊繃，而是鬆弛、散漫的個人式紀錄片，呈現出饒有趣味的風味。

“若你沒有一團火，你是不會做這工作的。”尹兆堅，一個首次參加立法會選舉的議員，在忙著選舉工程時突然有感而發。2003年，香港多事之秋的一年——經濟持續低迷、政府連番施政失誤、SARS疫癥爆發、七月一日五十萬人遊行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下臺……尹兆堅，本片的主角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參選區議會。當他成功當選區議員後，進而參與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雖然他知道香港人普遍對選舉冷淡，他知道以一個議員的力量難以改變社會的大論述，雖然以上這些都令他感到泄氣，但是他心中就是有一團火，令他覺得香港在民主的過渡時期，總要有人站出來。然而他還是落敗了，他繼續當一個區議員。2008年，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即將來臨。他是否會卷土重來？他的一團火有沒有熄滅？4年後的現實是否會進一步打擊4年前的理想呢？影片的切入點並非各個黨派的對與錯，而是一個人在4年內的轉變，看看他能否在現實的沖擊下，堅持自己的理想……

導演認識了兩位元“朋友”。他與他們之間的交往構成了這部片子。開始他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計畫要製作一部紀錄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開始有目的和他們交“朋友”。“朋友”們奇跡般地允許導演進入他們的生活，他們吸毒也販毒的生活。紀錄片的製作者和被拍者之間到底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部影片給出了它的解釋，也變成了紀錄片《龍哥》，周浩的新作。龍哥和他周圍的人的那種生活方式，對於常態的生活來說過於邪惡和底層。從概念上說，吸毒和販毒者的生活，和通常人的距離原本很遠。但周浩的鏡頭把他們/她們拉近了。然後自己也糾結於其間，斷斷續續幾年的時間裡，拍攝者和拍攝物件似友非友，相互幫助相互“利用”，又相互鬥智鬥勇。那些人性的東西，不同生存方式帶來的細節的東西，和那些赤裸裸的可怕的他們的生活景象交織在一起，完成了《龍哥》和周浩自己無法脫離，不得不置身其間的故事。

2005年春，某企業要在麻營村耕地上建廠，五十四戶農民住宅面臨拆除，趙俊東等村民強烈反對。趙俊東的侄子趙友倉作為村書記，既是拆遷辦的組成人員，同時也是這次的拆遷戶，他在官民和親情之間搖擺、斡旋，扮演著雙面角色。 同時，相隔三公里的梨園村，張連仲、陳志剛等二十多戶農民也飽受拆遷之苦，在律師邢憲發幫助下向開發區法院起訴，告開發區管委會在新奧藝術大道拆遷工作中不給村民宅基地，拖延回遷，違法、違約。張連仲父母雙雙癱瘓在床，生活空間的改變在老人心中引起層層漣漪，張母每日以酒澆愁。 麻營村的拆遷農民經過幾次拉鋸戰，趙俊東等反拆派一度佔據上風。開發區主任李士祥、趙宗林及時調整策略，重用趙友倉等村幹部，6月25日夜，防線崩潰，趙俊東也莫名其妙的簽署了拆遷協定。陳志剛、張連仲等起訴開發區管委會的案子三個月後開庭。邢律師舌戰管委會雇傭的北京律師，占盡風頭。這折射出當下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 拆遷改變了農民的生活空間，空間變化掀動人們心中的巨大波瀾……

2005年春，某企業要在麻營村耕地上建廠，五十四戶農民住宅面臨拆除，趙俊東等村民強烈反對。趙俊東的侄子趙友倉作為村書記，既是拆遷辦的組成人員，同時也是這次的拆遷戶，他在官民和親情之間搖擺、斡旋，扮演著雙面角色。 同時，相隔三公里的梨園村，張連仲、陳志剛等二十多戶農民也飽受拆遷之苦，在律師邢憲發幫助下向開發區法院起訴，告開發區管委會在新奧藝術大道拆遷工作中不給村民宅基地，拖延回遷，違法、違約。張連仲父母雙雙癱瘓在床，生活空間的改變在老人心中引起層層漣漪，張母每日以酒澆愁。 麻營村的拆遷農民經過幾次拉鋸戰，趙俊東等反拆派一度佔據上風。開發區主任李士祥、趙宗林及時調整策略，重用趙友倉等村幹部，6月25日夜，防線崩潰，趙俊東也莫名其妙的簽署了拆遷協定。陳志剛、張連仲等起訴開發區管委會的案子三個月後開庭。邢律師舌戰管委會雇傭的北京律師，占盡風頭。這折射出當下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 拆遷改變了農民的生活空間，空間變化掀動人們心中的巨大波瀾……

老唐頭，1930年出生在黑龍江省，父親唐士榮在偽滿洲國期間，曾經搭救過東北抗日聯軍趙尚志的性命，因此在屯子裏很有威望。老唐頭家裏兄弟五個，按家譜上說的“仁、義、禮、智、信”的長幼順序，他行五，本名唐希信。 他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對往事的敍述流暢自然，繼而形成了一部生動的“鄉村遊民史”。導演用一個冬天拍攝老唐頭井噴式敍述著的自己的傳奇一生，它把正在進行的生活和老唐頭的回憶交織在一起，時間跨度近八十年，反映出中國社會裏的小人物在宏大的歷史變遷中既傳奇又卑微的個人命運，同時也是上個世紀中國歷史的折射。老唐頭的一輩子就像山間的雜草，迎著惡劣的天氣茂盛的生長，卻始終處於被踐踏和忽視的地帶。不管何等社會階層，都能在片中人物身上發現自己生活裏被忽略的那部分。畢竟對於中國來說，“他們”才是大多數人，我們目之所及的邊緣社會其實就在身邊的角落裏隨意可見。那些麻木的、貪婪的、滄桑的、艱辛的表情才是鮮活生動的社會真實。

老唐頭，1930年出生在黑龍江省，父親唐士榮在偽滿洲國期間，曾經搭救過東北抗日聯軍趙尚志的性命，因此在屯子裏很有威望。老唐頭家裏兄弟五個，按家譜上說的“仁、義、禮、智、信”的長幼順序，他行五，本名唐希信。 他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對往事的敍述流暢自然，繼而形成了一部生動的“鄉村遊民史”。導演用一個冬天拍攝老唐頭井噴式敍述著的自己的傳奇一生，它把正在進行的生活和老唐頭的回憶交織在一起，時間跨度近八十年，反映出中國社會裏的小人物在宏大的歷史變遷中既傳奇又卑微的個人命運，同時也是上個世紀中國歷史的折射。老唐頭的一輩子就像山間的雜草，迎著惡劣的天氣茂盛的生長，卻始終處於被踐踏和忽視的地帶。不管何等社會階層，都能在片中人物身上發現自己生活裏被忽略的那部分。畢竟對於中國來說，“他們”才是大多數人，我們目之所及的邊緣社會其實就在身邊的角落裏隨意可見。那些麻木的、貪婪的、滄桑的、艱辛的表情才是鮮活生動的社會真實。

阿堅,別名大踏,阿蹦,趙世堅。1955年生於北京，祖籍嶗山，五年工人、四年大學，1982年秋任中學教師，1983年退職。之後，阿堅專事旅行和寫作。從四條路線六次入藏。騎車從北京去過新疆，徒步從古北口沿長城走山海關，趙世堅長期從事搜集整理當代民謠的工作。他幹各種零工。主編過七十多期《啤酒報》,當過四次赴藏地質隊伙夫。出過音樂,美食,旅行等書若干……當他已過知天命之年,仍是年青詩人。 影片通過阿堅的兒子、妻子、情人、朋友小招及其他朋友們來展現出阿堅與眾不同的生活狀態及精神狀態。

影片反映出外地趕海人艱辛的灘塗生活。 杭州灣和百慕大同屬於北緯30度，氣候多變，地形複雜，難以捉摸，常有趕海人遇難。四、五年前，突然大批外地人湧進趕海市場。在慈溪的四川籍趕海人有近千人，主要以撈海瓜子賣給飯店或小販為主。這是一份苦活，由於長年泡在水裏，他們時常會感到腰疼。每天淩晨三四點鐘，天濛濛亮，住在慈溪各個鄉鎮的趕海人，開著摩托車、騎著自行車，湧向灘塗地。帽子、腰簍、挖海瓜子的鐵耙，帶上面刀和水，這是一個趕海人的標準裝備。 然而。這一群靠海為生的人，灘塗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可是艱難的謀生手段正成為脆弱生態環境的殺手，過度捕拾則會導致灘塗資源破壞，造成海資源枯竭，人與環境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在本片中得到充分體現。作品真實地揭示了這種兩難困境，引發出對人與環境問題的深刻思考……

《馬皮》講的是江蘇泰州茅山鎮的一次廟會。其中類似于神漢角色的馬皮的活動工佔據了很大的篇幅，還有大量的描繪的準備工作，例如會長協調特種“行政”活動，和尚冷靜地看待新的局勢……馬皮在那個地方從事的是一種有些迷信色彩的職業，與其他的巫婆神漢相比，馬皮具有傷害性，他需要把鐵錐子穿入一邊的腮中。但是本片作者沒有癡迷于這種外鄉人獵奇的視角，他表現的更多的是馬皮與其他人的關係，也就是馬皮與公共環境的關係。影片還展現出這個組織過程中的人物的行為，導演用一種比較“客觀”的風格對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進行“敍述”，他沒有用“主流人”的視角去拍攝“邊緣人”，而是採用了大量搖搖晃晃的跟拍，同期聲，因為作者生活在或者說曾經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參與過那樣的活動，所以與拍攝物件之間非常地平等。會長在攝影機前因為去世的老伴哭泣，和尚在攝影機前喝豆奶，馬皮在攝影機前說用水可以使插錐子的過程更舒服一點，在媒體娛樂化的時代，這很可貴。

九○年代的臺灣正處於經濟起飛、政治解嚴，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同時隨著工業的急遽發展，環境污染的累積也一日比一日嚴重。本片紀錄四個反公害與環保運動事件：花蓮漁民對抗中華紙漿廠、後勁居民反中油五輕廠、台南將軍溪漁民對抗養豬場、以及全民反核四運動，片中也可以觀察到當時的在野黨是如何與民間團體合作，結合環境議題與政治訴求。本片作為導演李道明的電視紀錄片系列《蛻變中的臺灣》其中一部。在80年代臺灣政治解嚴，各種社會運動百花齊放的背景下，導演企圖記錄下在80年代末期，臺灣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中的變化過程，因為它奠定了今日臺灣的基礎，所以從該角度看這部紀錄片就富有深意。

片子主要是以五位曾經是紅衛兵的人物訪問構成。他們是：劉龍江(現在身份為北京一飯店經理)；胡曉光(現在身份為北京某公司幹部)；徐友漁(現在身份為北京某研究所哲學研究員)；黃玲(現在身份為北京某研究所工程師)；田壯壯(現在身份為電影廠導演)。受訪者穿行在1966和1992兩個年份之間，沉浸在1966之中讓他們興奮，意識到1992又讓他們在歷史和現實中躲躲閃閃，歷史記憶終歸是大腦的存儲物，“歷史總是現在的歷史”，它與現實的不諧往往被意識所遮蔽和塗抹，講述時色彩分明的兩種情緒，無情的揭露了人處於歷史中的矛盾和狡諧。記憶的洪水終歸被意識的閘門所控制，這畢竟不是進行時態中的1966，而是屬於1992年的1966。“回到九二年”讓他們儼然變了一個人，翻湧的湖水又重歸於寧靜，與現實保持某種一致性的歷史如同那堆照片和紀念物一樣被部分展示，最終又被收入櫃中成為藏品。

片子主要是以五位曾經是紅衛兵的人物訪問構成。他們是：劉龍江(現在身份為北京一飯店經理)；胡曉光(現在身份為北京某公司幹部)；徐友漁(現在身份為北京某研究所哲學研究員)；黃玲(現在身份為北京某研究所工程師)；田壯壯(現在身份為電影廠導演)。受訪者穿行在1966和1992兩個年份之間，沉浸在1966之中讓他們興奮，意識到1992又讓他們在歷史和現實中躲躲閃閃，歷史記憶終歸是大腦的存儲物，“歷史總是現在的歷史”，它與現實的不諧往往被意識所遮蔽和塗抹，講述時色彩分明的兩種情緒，無情的揭露了人處於歷史中的矛盾和狡諧。記憶的洪水終歸被意識的閘門所控制，這畢竟不是進行時態中的1966，而是屬於1992年的1966。“回到九二年”讓他們儼然變了一個人，翻湧的湖水又重歸於寧靜，與現實保持某種一致性的歷史如同那堆照片和紀念物一樣被部分展示，最終又被收入櫃中成為藏品。

2007年女性導演馬莉深入到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原藏區，將鏡頭對準了位於四川石渠，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縣城的一座寺院——色須寺，一座普通的藏傳佛教寺院。影片以色須寺為中心，以閉關院、密宗院、辯經院、大法會、天葬台等為觀察點，著重通過五個喇嘛、一個天葬師和一個還俗僧人不同的經歷和講述，真實的記錄下了高原上人們獨特的生活經歷和精神信仰，展現了極端生活條件下人們的內心世界。影片對高原生活、藏傳佛教、寺院僧人的關注，既有意境高遠的宏觀架構，又有細膩生動的微觀刻畫。在拍攝過程中，導演以其真誠和執著第一次用鏡頭叩開了閉關院那從不開放的神秘小門，親身採訪了已閉關兩年甚至閉關十七年以上的數位修行喇嘛。同時攝製組還恰逢一年一度的萬人大法會盛事。高原人需要寺廟，因為它保衛著他們的生活，也保衛著他們的心靈。高和寒，決定了土地上的孤單。月亮在黑夜的寺的上空，時明時暗，一夜又一夜。置身的這片高地仿佛沒有歷史，也沒有時間……

女性導演馬莉深入到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原藏區以色須寺為中心， 著重通過五個喇嘛、一個天葬師和一個還俗僧人不同的經歷和講述，真實的記錄下了高原上人們獨特的生活經歷和精神信仰，展現了極端生活條件下人們的內心世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縣城——四川石渠，矗立著一座色須寺。本片走進絕少對外開放的宗教世界。透過五位元喇嘛和一位元天葬師，記錄在高原上極端氣候中，這群僧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信仰等。影片採訪多位閉關修行的喇嘛，並且拍攝了一年一度的萬人法會及罕見的天葬儀式等，讓觀眾更深入瞭解藏傳佛教的奧秘。石渠，中國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縣城。氣候惡劣，但在這裏寺廟多過村莊。色須寺不大也不算小，極普通。高原人需要寺廟，因為它保衛著他們的生活，也保衛著他們的心靈。高原人一出生就會被普及這樣的教導：今世是一面鏡，用來擦拭身和心，來世才是幸福的方向。高原的男人大多入寺成僧，是理想，是信仰，是職業，也是學校。 高和寒，決定了土地上的孤單。一代又一代的高原人轉著山，圍著寺，守著佛的法，在時晴時雪的高原上過著一輩又一輩。五十多前，高原經歷過一場浩大的滅佛運動。但滅佛運動是失敗的，人們以一種更隱秘的方式保衛和傳承他們的信仰。扭轉嚴酷的生存環境，是無法實現的，也許人們很早以前就已經明白。於是他們發明了一種詩意地渡過今生的路徑。他們把來世想像為幸福的天堂，他們以佛的法為依歸，來壓制內心的騷動與不安。他們儘量若無其事的面對今世的苦與愁，他們相信當躺在天葬臺上，可以安靜的將身獻給禿鷲的那一刻，他們的靈魂將飛向天堂。生活是紛繁而複雜的。他們也掙扎，也彷徨，也苦惑。但，搖動是微小的。月亮在黑夜的寺的上空，時明時暗，一夜又一夜。置身的這片高地仿佛沒有歷史，也沒有時間。

這是一部以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民間更多人稱作“三年饑荒”）為表現內容的劇作，也是吳文光的“民間記憶計畫”的一個部分。從2010年開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和20多名80、90後的志願者走訪了19個省40多個村子的688個老人——他們都是“三年饑荒”的經歷者。 “饑餓”，不僅僅是生理問題，對整個家庭和個體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志願者們回到自己出生的村莊，採訪當地老人。他們的父母已經習慣了說“三年自然災害”，一直沒法把‘自然’兩個字扔掉，沒法扔掉說明他們的記憶是被人家整理過的。吳文光希望這斷代的部分，讓孫輩們去尋找，完成與承擔這段歷史。那些村莊發生過太多的歷史，然而在歷史書的宏大敘事之下，它們是沉默的，鄉村敘事也是缺席的。村子裡70歲以上老人，大部分是文盲，他們真正開始經歷人生，是從1949年開始。從50年代到70年代，是一個人從青年到中年最重要的年華，這些老人可以形容為“螞蟻一樣的生命”，他們的人生記憶自然地被忽略，被遺忘，被掩埋，成了理所當然的“沉默的大多數”。但記憶不被記錄，就永遠被深埋，幫助他完成拯救這些記憶工作的，是一群二十幾歲，出生於1980年代，對那段歷史完全無知的年輕人。 其中一位志願者鄒雪平 把自己的紀錄片取名為《饑餓的村子》，講述了奶奶臨終前最後兩年裡，回憶當年饑餓的故事，其中還有村莊裡其他老人的回憶。 志願者羅兵的家鄉有一位老人任定其寫過一本有關的回憶錄，記錄了當年饑餓的殘酷故事……李新民採訪她的外公，外公告訴她，那時只有幹部能吃飽，叔叔因為偷了包穀，被捆在樹上，逼著上吊死了等等。這些參與的年輕人都有各自的細節發現。雖然過去多年，舊事重提時，村裡人還是心有餘悸，常有老人擺手拒絕，“不敢再說，說了就心裡難受。”而他們的子孫，則更多的是擔心，怕亂說話引來現實的麻煩。回到鄉村的年輕人，就像爬山客，一點點去爬坡，而堅硬的現實，當他們向前匍匐是需要勇氣的。

導演完成了農村老家的大饑荒紀錄片《饑餓的村子》後，邀請受訪者參與放映，卻遭到全家反對，家人都擔心此事「會犯錯誤」，只有九歲的侄女支持⋯⋯當慘絕人寰的饑荒過去，50年後，肚子吃飽了，日子也好過多了，但這個村子的精神是否依然還在饑餓中？在《吃飽的村子》裡，鄒雪平給她的拍攝對象們放映她的第一部紀錄片，然而卻遭到了他們的一致反對。困惑的鄒雪平在這第二部紀錄片裡討論村民們對她第一部片子的反應。這部兼具探索和自反精神的電影拷問了利用電影講述真實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尤其是當真相給鄰居和家人帶來痛苦甚至羞恥的時候。鄒雪平9歲侄女的出現像一顆明星，這個小女孩用她超越自己年齡的智慧平衡著真相與愛之間的爭議。

《和祖先一起唱歌》講述詩人哥布，生於大山的彩衣部落，初中畢業後留在大山教書，此後輾轉於不同政府部門任職，一路走來，卻離大山越來越遠。他內心累積的孤獨，每每於吟唱口傳史詩時更顯深厚。 2007年，哥布調職返鄉，引領村落的人們開闢公路，盼能與外界建立更緊密的交流。盲歌手阿英，十八歲時失明，此後世界不見光亮。身陷黯黑與孤獨，阿英摸索起父親的三弦琴，憑靠體驗與感知，他學會了祖傳樂器，從此三弦琴便成了他唱歌作曲的工具。諾鋪，村落裡的巫師，經常吟唱一部關於遠祖耕種梯田的口傳史詩，而他的夢想是要修建一座新房，可惜資金不足。哥布與諾舖是兄弟，當哥布穿梭於各政府部門為家鄉建設籌措經費，他開始向諾鋪請益，為了心中構思創作的長詩。阿英則是哥布的朋友，承諾於哥布的婚禮獻上祝福，於是他長途跋涉。哥布的長詩完成後，出版社決定發行，但哥布尚有疑慮，他為詩歌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研討會，邀請部落裡的巫師們提供意見，諾鋪作為巫師的一員，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阿英流浪多年，在親友的撮合下，結了第二次婚，阿英一直是哥布創作詩歌的靈感來源，在新詩完成不久，哥布的兒子誕生了，至於諾鋪，為了實現修建新房的夢想決定進城工作。哥布返鄉，諾鋪離鄉，而阿英依然在村落裡歌唱，然而刻畫在他們心頭的傳唱詩歌彷彿喚來了遠古的祖靈…

阿倫是一位舞齡17年的資深街頭舞者，初探街舞，正逢台灣威權體制解放的90年代，街舞和嘻哈精神，是他衝撞出不同人生的憑藉，早於街舞開始流行前，阿倫早已前往大阪、紐約、歐洲、巴西…等世界各處，體驗不一樣的街舞趨勢。對於畢生熱愛的街舞，他說：“34歲了，還是尬吧！尬到我贏為止！”而名為“八個小孩”的高中生舞團，他們來自臺北街頭，都是9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類，對於當代風行的街舞和嘻哈文化，他們報以熱情投入。儘管“八個小孩”與阿倫年紀差距甚多，舞技也有待磨練，但回歸到對於舞蹈的“熱情”、“理想”，以及彼此間的友誼，他們顯然要比庸庸碌碌的成人們，更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導演企圖去呈現時下年輕人以及老一輩街頭舞者，兩個年紀差距頗大的世代，融入街舞運動，身心的狂熱和提升。兩個世代對街舞運動的熱情與執著，傳達出不同世代也能擁有同樣的熱血精神和夢想。它準確地說出了關於年輕族群的真正心聲，現出當下世代對自己夢想的執著與實踐。對於不熟悉、甚至反對街舞文化的家長、老師、社會各界人士，相當於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視角…讓所有的代溝、誤解，有冰釋的機會。

阿倫是一位舞齡17年的資深街頭舞者，初探街舞，正逢台灣威權體制解放的90年代，街舞和嘻哈精神，是他衝撞出不同人生的憑藉，早於街舞開始流行前，阿倫早已前往大阪、紐約、歐洲、巴西…等世界各處，體驗不一樣的街舞趨勢。對於畢生熱愛的街舞，他說：“34歲了，還是尬吧！尬到我贏為止！”而名為“八個小孩”的高中生舞團，他們來自臺北街頭，都是9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類，對於當代風行的街舞和嘻哈文化，他們報以熱情投入。儘管“八個小孩”與阿倫年紀差距甚多，舞技也有待磨練，但回歸到對於舞蹈的“熱情”、“理想”，以及彼此間的友誼，他們顯然要比庸庸碌碌的成人們，更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導演企圖去呈現時下年輕人以及老一輩街頭舞者，兩個年紀差距頗大的世代，融入街舞運動，身心的狂熱和提升。兩個世代對街舞運動的熱情與執著，傳達出不同世代也能擁有同樣的熱血精神和夢想。它準確地說出了關於年輕族群的真正心聲，現出當下世代對自己夢想的執著與實踐。對於不熟悉、甚至反對街舞文化的家長、老師、社會各界人士，相當於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視角…讓所有的代溝、誤解，有冰釋的機會。

西藏北阿里地區和新疆南和田地區，這裏分屬昆侖山南北兩麓，潛意識裏，認為那裏是一個神秘的地方，負面的、正面的傳說都在流傳著。在新疆的西南部（昆侖山北麓），帕米爾高原東部，這裏是亞洲主要山脈的彙集之地，也是地球上兩條巨大山帶的山結，千萬年來融化冰川雪水匯流成河，哺育著中國唯一的白色人種--塔吉克族。我們關於他們的文化、生活、習俗、禮儀更知之勝少。翻過昆侖山雪山到了昆侖山南麓，山的另一邊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在藏北高原阿裏地區，碧綠的草場向這群疲憊的遷徙者張開了懷抱。集文化學者,探險家,作家和電視紀錄片導演于一身的劉湘晨,他數次深入“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拍攝了高原上的柯爾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幾千年來傳承不變的民俗風貌,為人類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章夢奇，即將23歲的女孩，舞蹈中專到舞蹈大學，一個按常規只和舞蹈發生關係的人，也開始進入影像創作中。這一切從就從她自己的舞蹈劇場作品“自畫像”開始，兩個“自畫像”劇場作品都屬於“返回”，是自我尋找的開始。之後她自然進入了自己的第一個紀錄片創作，從自我尋找延伸到母親和外婆、以及三代女人的存在和關係的尋找。上兩代女人都是婚姻的不幸福者或失敗者，她們傳給下一代的經驗、教訓和對未來的希望是“一定要找一個好男人”，青春的困惑和有關愛的疑問交織其中，“什麼是好男人呢？”“好男人就是女人的全部未來嗎？”“如果不是，那什麼才是呢？”這些疑問或困惑、包括尋找動作糾纏在章夢奇正在剪輯中的片子中。章夢奇的身上混雜著敏感聰明想像力、也包括浮躁缺乏耐心，敏感過度帶來的膽怯，但她是坦率勇敢之人，能面對內心隱秘和挑戰。由此，一個由自我內心挖掘並深入探索到三代女人因襲相傳的命運的影像作品正在形成中，劇場作品正在創作中的“現在時線”，和家庭現實及記憶的“現實線”交織構成。章夢奇本身的舞蹈出身，所特有的身體表達語言，混合在現實影像記錄中，一種奇怪的兩種語言混雜而成的影像紀錄片可能由此而生。

《江湖》是由吳文光導演的一部電影，這部紀錄片記錄的是一個名為“遠大歌舞團”的大棚演出團。這個大棚來自河南農村，大棚老闆老劉帶著他的兩個兒子、兩個兒子的女朋友和一群家鄉村子附近的愛唱歌跳舞的青年男女在路上巡迴演出。他們“上路”的目的只是一個：離開沒有什麼機會的老家，出門掙錢。他們所到之處都要在當地政府各種部門辦好關係，演出節目是唱當下最走紅的流行歌和通俗舞蹈，演出地點多半選擇在大城市的郊區和附近的小鎮。老劉和大兒子小劉有了矛盾，在老劉回家後，大兒子接班管理這個團，但生意仍不見好轉，一些人因為拿不到錢想要離開。小劉的一個好朋友從別的大棚跑來，說要幫助小劉，但他欺騙了小劉，帶走了大棚的一個女孩。大風把帳篷吹塌，演出停止了，以後生意一直不好，兩個月的工資發不出來，有的離開了。大棚的幾個主要演員密謀向小劉要錢，不給錢就走人。小劉發了部分工資給他們，穩住了他的大棚。他們繼續巡迴下去，但掙錢的前景依然黯淡。這部片子裡的人們經歷的並非是吉普賽式的生活，而是被生活所迫，然後夢想有朝一日能夠掙到錢回家，影片真實地反映出這群人的百態眾生。

《江湖》是由吳文光導演的一部電影，這部紀錄片記錄的是一個名為“遠大歌舞團”的大棚演出團。這個大棚來自河南農村，大棚老闆老劉帶著他的兩個兒子、兩個兒子的女朋友和一群家鄉村子附近的愛唱歌跳舞的青年男女在路上巡迴演出。他們“上路”的目的只是一個：離開沒有什麼機會的老家，出門掙錢。他們所到之處都要在當地政府各種部門辦好關係，演出節目是唱當下最走紅的流行歌和通俗舞蹈，演出地點多半選擇在大城市的郊區和附近的小鎮。老劉和大兒子小劉有了矛盾，在老劉回家後，大兒子接班管理這個團，但生意仍不見好轉，一些人因為拿不到錢想要離開。小劉的一個好朋友從別的大棚跑來，說要幫助小劉，但他欺騙了小劉，帶走了大棚的一個女孩。大風把帳篷吹塌，演出停止了，以後生意一直不好，兩個月的工資發不出來，有的離開了。大棚的幾個主要演員密謀向小劉要錢，不給錢就走人。小劉發了部分工資給他們，穩住了他的大棚。他們繼續巡迴下去，但掙錢的前景依然黯淡。這部片子裡的人們經歷的並非是吉普賽式的生活，而是被生活所迫，然後夢想有朝一日能夠掙到錢回家，影片真實地反映出這群人的百態眾生。

永覺師傅，曾在奧地利留學八年。後做起國際貿易，在他生意最紅火的時候，他選擇退出商界轉而出家。永覺師傅住過很多的寺廟，包括杭州最大的寺廟靈隱寺，寺廟裡並沒有被永覺師傅帶來想像中的清靜，反而讓他經歷目睹了寺廟商業化的過程，這讓他覺得寺廟裡同社會的世俗關係相比，更複雜，因此他選擇內蒙古一個偏遠的村子建起一個寺廟，寺廟的前身是一個神廟，永覺師傅生意上的朋友幫忙出資修繕並添置佛像，可以說，這是在中國這是唯一的一個以一個人方式存在的寺廟，也是一個沒有圍牆的寺廟。在寺廟所在的村裡，經常是永覺師傅出面解決村民的一些實際的生存問題，因此永覺師傅和村民遠遠超出了宗教信仰的關係。佛教的商業化使得永覺師傅選擇一個人的寺廟這種邊緣化的生活方式。

新堡是一個比較偏遠的山區村莊。 村腳下有一座小煤礦，由於過度的開採，導致山體變形，房屋裂縫。 在政府“新農村建設”的宣導之下，普洞村委規劃將新堡人全部遷入即將建好的“小洋樓”之中…… 影片描繪了一組居住在新堡的人民的群像，其中有來自全國各地礦工，奧運開幕，煤礦停產，他們失業；以及當地的村民，如在礦難中失去了兩個兒子的范老太太和兩個孫子；仍以種地為生的老韓和老王，在煤礦事故中癱瘓的韓斌，村裏年青人在他家賭博，村委的選舉，基督徒的禮拜等等。影片最後，新樓正建，舊房被拆。新年到了，村民祭祀祈福…… 然而，一些人在功利主義之下失去了自已的家園，一些人為了生存不知不覺中毀滅了自己的家園，而外來的礦工則為了生活不得不離開自已的家園。當整個社會企圖用“城市化”的理想模式急速取代“鄉村社會”時，我們的家園在何處？

影片拍攝於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半年之後，展示了重災區什邡市紅白鎮和起周邊地區幾個普通人物和家庭的災後重建的生活。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當地一個道觀的主持62歲的林理峰。因為道教在其方法論上，存在直接干預現實生活的各種手段，諸如看風水，解決孽生禍事等等，所以當地災民帶著災後生活和精神狀態上出現的種種問題，向林主持求助，反映了人的生存在突然受到重創之後，對信仰和神性力量的需求。另一些人，如村上的裁縫世家王芳夫婦在震中失去了十二歲的兒子，但他們將迎來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失去孫子的周大爺，將地震棚改為一個簡易的理髮店，每日給村民理髮消磨時光……

影片拍攝於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半年之後，展示了重災區什邡市紅白鎮和起周邊地區幾個普通人物和家庭的災後重建的生活。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當地一個道觀的主持62歲的林理峰。因為道教在其方法論上，存在直接干預現實生活的各種手段，諸如看風水，解決孽生禍事等等，所以當地災民帶著災後生活和精神狀態上出現的種種問題，向林主持求助，反映了人的生存在突然受到重創之後，對信仰和神性力量的需求。另一些人，如村上的裁縫世家王芳夫婦在震中失去了十二歲的兒子，但他們將迎來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失去孫子的周大爺，將地震棚改為一個簡易的理髮店，每日給村民理髮消磨時光……

一個年輕船員林順源在等候出海的空檔來到了小漁村，誰知一場意外將原本爭取公義的吼聲吞沒，26歲的他失去自由，小小漁村經歷前所未有的政治監控…。電影以書信的方式寫給這位元隱形人，敘述這個小漁村的居民反對建立核四廠的種種行動和壓力，從而反映出當時臺灣的政治氛圍。建立核電廠不僅對村民的身體健康造成不良印象，而且阻斷依賴打漁為生的生計來源……居民的抗爭一直持續……即將到2000年的大選，臺灣面臨大選，核四廠的問題在政治選舉中成為一種強勢聲音。最後當選政黨宣佈核四廠停建，可是各政黨之間的鬥爭並沒有停止。媒體與政黨的爭吵不但沒有讓核四廠的問題得到很好的解決，反而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多年後，一位外地年輕人拿著攝影機來到這裡，面對始終不曾停歇的驚濤駭浪，將這一群討海人的無悔青春與意志娓娓道來，化為一封封的問候…更可貴的是，它還讓我們看到一般新聞報導中看不到的當事人的生活面及內心感受。

靜靜躺在大雪山下，被三條溪水圍繞的三叉坑，是一個小小的泰雅族部落。故事從一個回到部落的青年開始。林建治，長年在都市生活，逃避回到自己的部落。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建治的母親與弟弟不幸在地震中罹難，而部落全毀，族人無家可歸。悲痛之下，建治決心回到家鄉照顧父親。沒有想到，遠遠的傳來了鄉公所說要禁建，並且被遷村的消息。從此之後，三叉坑的重建，走入了跟其他部落完全不同的命運。從地震那一刻起，回鄉的建治與拍攝紀錄片的作者，展開了一趟重建之旅。在重建的過程中，村民個體與鄉公所決策間的利益衝突，面對部落群體與現實的矛盾……影片長期田野調查，與村民近距離相處，追索著當家鄉被外力規劃遷村，一個看似靜靜停頓的村子，深埋在山谷雲霧間的哀愁與思辯。

靜靜躺在大雪山下，被三條溪水圍繞的三叉坑，是一個小小的泰雅族部落。故事從一個回到部落的青年開始。林建治，長年在都市生活，逃避回到自己的部落。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建治的母親與弟弟不幸在地震中罹難，而部落全毀，族人無家可歸。悲痛之下，建治決心回到家鄉照顧父親。沒有想到，遠遠的傳來了鄉公所說要禁建，並且被遷村的消息。從此之後，三叉坑的重建，走入了跟其他部落完全不同的命運。從地震那一刻起，回鄉的建治與拍攝紀錄片的作者，展開了一趟重建之旅。在重建的過程中，村民個體與鄉公所決策間的利益衝突，面對部落群體與現實的矛盾……影片長期田野調查，與村民近距離相處，追索著當家鄉被外力規劃遷村，一個看似靜靜停頓的村子，深埋在山谷雲霧間的哀愁與思辯。

《差館》跟拍記錄了廣州火車站越秀區派出所若干個日夜的日常事務，讓觀者跟著他經歷形形色色的奇遇。在這個有300名員警的派出所設在廣州火車站廣場上，每年春節假期，每天火車站發送旅客達20萬人次。“有困難找員警”是早年時代時人們的一句口頭禪。今天在這裏，我們仍然看見形形色色“有困難找員警”的人們，買不到票想回家過年的人、討薪的農民工、小偷、撿垃圾的老人……一個普通的派出所成為觀察中國社會的一個切入點。全片並無主線，多點多線敍事，但每個細節每個故事都折射出了社會百態，那是真實、無聊、粗糙同時又攝人心魄的中國底層人的生活現實。人們不一定會在電影裏找到共鳴，但一定會有許多感歎。《差館》意圖比較明確，就是讓你回到這樣一個地方，在螢幕前反思。把各種光環脫去，不管是員警也好，邊青也好，書記也好，他們都是一個人，他們的生存方式都是合理的，這就是這個社會的複雜性。而我們對事物的判斷都是建立在經驗與想像中。所以紀錄片可以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讓你看到人事的另一面，這樣對事物的認識就會更成熟。